战争不仅是国家军队之间的较量，也是国家动员力和组织力的较量。满清和日本相比，国家动员力和组织力都是非常薄弱的。在利用媒体和舆论宣传上更是自废武功。
日本很 善于利用媒体进行舆论战，为自己的侵略战争行为贴上正义文明的标签。他们的媒体战舆论战的确获得极大成功。反之，清国本来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却因自己的野蛮传统和对舆论战的无知反受到西方媒体的批评。
随军法国记者卡雷思考和拉露二人的报道多少代表了当时西方人对两国军队的看法：“我们随军详细观察了日军的作战行动，得出日军是世界上值得夸誉的强大军队的结论。荣成登陆作战时，万余兵卒和数千军夫井然有序，完成庞大的登陆行动。我等上陆后，日军已经展开安民行动，布告清国居民不要惊慌，日军绝不骚扰民众。附近的一家居民的门上竟贴有“此家有产妇，不得入内惊扰”的日语大字条，着实令人叹服。有一件印象深刻的占地观察，日本兵对勇猛抵抗的清国俘虏表现出仁厚的优待，对病人、负伤者给予人道的救治和安置。日本民族的仁爱心在这场战争中向世界给出了答案。而清国军队之残酷刑法令人骇然，对日本俘虏斩首、断肢、切睾，实乃野蛮人之行径。”
那些在战场上缺乏勇气的军队在对待俘虏上表现出的残忍的确让人瞧不起。与抗美援朝时的勇敢、善战、文明的自愿军相对比，那时的清军的确是一个野蛮、懦弱的军队。而“大清国劣等的军队，将中华推向欧夷，倭夷手中，华夏的近代史从此开始了半个世纪大浩劫的悲剧。”（《清日战争》）
战争期间，日本各种媒体派遣大量随军记者，而且也允许外国记者随军报道战争实况。由于战争的胜利，民间则掀起了参军热潮。军人备受尊敬，社会地位急剧上升。相比之下，在莫谈国事的中国，这场战争就像评书里的战争，老百姓该干啥干啥，报纸原来啥样还啥样。本来能读懂报纸的人就不多，可报纸上关于战争的报道却少的可怜，而且还不敢说真话。
日清战后的1886年，李鸿章访问美国时曾对《纽约时报》记者抱怨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编辑们不愿将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报纸不能真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是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发传播文明的方式了。”（《清日战争》P248）
对比如今的党国宣传部，李鸿章尽管并不敢对国家的新闻管制置一微词，但他至少还敢于承认清国的报纸不愿讲真话的事实，而如今的党国宣传部连这点勇气也没了。不讲真话是因为恐惧和缺乏自信，可是长期不讲真话就等于自动放弃话语权，等你想讲真话的时候也没人信了。
在一个不准老百姓谈论国事的国家，如果还痴想让老百姓有家国一体的国民观，那是十分可笑的事。满清有的只是奴才，而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民。
因此这样的国家遇到危难时，老百姓自然都将自己当作局外人。于是我们看到，当日军攻到山东时，守土抗敌的清政府招募新军竟然招不到。而日本计划增兵22万，但因报名踊跃，致使计划被突破，实际征招了24万多。
一个新闻舆论不被人相信的国家，其国家的动员力不可能强。这等于主动放弃了战争的另一个战场—-舆论战场。
日本战胜中国即不像日本所说的是文明战胜野蛮，也不像我们一直所认为的是日本的体制优越，而是日本国民精神和国家动员力大大强于中国。精神强大才是国家民族强大的根本。
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这是满清末年中国的真实国情。满清统治中原以来的愚民政策是导致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罪魁祸首。统治者心中无国也无民，只有朝廷和一小撮统治阶层的利益。加上当年满清入关时的八旗之勇和塞外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也被入关后安逸的生活消磨殆尽，致使满清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却腰缠万贯的傻富豪独自行走在土匪遍地的深山，被抢掠那是肯定的，不被灭了那都是幸运的事。一个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是一个软弱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人数再多也会被人羞辱和欺凌，因为这个世界一直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客观公正的媒体是社会的良心。甲午战争期间，多亏有一些有良心的西方记者随军采访，才使战争中的一些黑暗和残忍暴露于世。发生在旅顺的屠城事件，就是美国记者率先揭发出来的，这一事件让日军的舆论战几乎一夜崩溃。曾经大赞日军的美国《纽约世界》随军克里曼在目睹了日军屠城的残暴行为后，本着良心，排除成见写出了日军屠城亲历记，让日军是一个文明仁慈的军队的谎言不攻自破。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危机公关，一面封锁消息，一面发公告辩白。可令人纳闷的是，作为受害国和当事国的清国却一言不发，似乎默认了日本的辩白。当一个国家的政府不为自己的百姓申冤，而要靠外国媒体凭着良心来管“闲事”的时候，这个政府怎么会有民意。一个不把自己的百姓当人的政府，被自己的人民抛弃也是合乎逻辑的。
日本一直认为和中国是同文同种，而且自认为是汉唐文化的传承者。就连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也被认为来自中华文化。他们认为武士道的忠来自儒家，轻生死则来自佛家（见《东史郎日记》）。
日本人深谙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心理，因此挑拨满汉关系、利用满汉矛盾的攻心战可谓得心应手，成功地动摇了汉人的清国意识，也即国家意识。宗方小太郎有一篇著名的《告十八省豪杰书》可作为代表，全文如下：
“先哲有言曰：‘有德受命，有功受赏’又曰：‘唯命不于常’。善者得之，不善者先哲有言曰失之。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即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承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熟察满清氏之今状，人生暗弱，承廉弄权，官吏渎职，军国渎货，纲纪不振。其接外国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论；不凭信誉而施诡骗，为内外远迩所疾恶。曩者，朝鲜数无礼与我，我往惩之，清氏拒以朝鲜为我之属邦，不容他邦干预。我国特以重邻好而敬大国，是以不敢强争焉，而质清氏，以其应代朝鲜纳我之要求，则又左右 其辞曰：‘朝鲜自一国，内治外交，吾不敢闻。’彼之推辞如此也。而彼又阴唆朝鲜君臣，索所以苦我日本者施之。昨东学党之事，满清氏实阴煽之而阳名镇抚。破天津之约，派兵朝鲜，以遂其阴谋也。善邻之道果安在？是白痴我也，是牛马我也。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是我国之所以舍樽俎而执旗鼓，与贵国相周旋也。抑贵国自古称礼仪国，圣主明王世之继出，一尊信誉，重礼让。今蔑视他邦，而徒自尊大，其悖德背义莫甚矣。是以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将卒离心，不肯致心，故出外之师，败于牙山，歼于丰岛，溃于平壤，溺于海洋。每战败丑，取笑万国。是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兴弃之因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将迫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虽然，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所愿爱新觉罗氏，不即怂众士卒也。若谓不然，就贵国士兵来降者证之。夫贵国民族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兴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弊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而聚义。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助。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而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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