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篇）

拙文《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发表己来，得到朋友们的关心与支持。文字共有十八个篇章，现在将每篇集中重发于此，方便各位阅读并斧正。谢谢！

第十篇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我所经历的七个年代回眸

我的回忆录已经完成了的九篇，行文一直都很流畅，也许是写实的原因吧，将近30万字有一气呵成的感觉。按照原来计划下面接着要写的，应该是对我的朋友我的亲人的回忆，但行文至此总有一种犹豫迟疑的感觉，所以迟迟没有动笔。究其原因，是在思维深处有一个如何评价亲人朋友的障碍，一方面希望回忆录真实贴切，自己观察感受到的亲人朋友是怎样的就如实相记，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文字上过于坦白直率，好像也不是很妥当。于是有了想把这些内容稍放一放，等思绪理清楚了再说，加之近日在医院就诊时，被告之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的好，于是有了把回忆录顺序和内容调整一下的想法，这便是今天开始的第十篇的内容，它主要想回忆记载一下我已经经历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到本世记二十年代的七个十年，我们称十年为一个年代，所以我把这一篇的副标题称为我所经历的七个年代回眸。

第一章 炽热狂燥的五十年代

从我能记事开始，便迎来了共和国的建立和运行，上世纪50年代，是一个疾风暴雨炽热狂躁的十年，以各种各样的运动为主线条，节奏转换很快让人有些目不接暇。

解放初期的抗美援朝、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除了抗美援朝外，其它的一些运动印象都很模糊。除了年龄很小的主要原因外，解放初期的运动方式和规模都不是很大，也就是所谓的群众发动不是很广泛，声势也不是特别的大，不像后来的运动群众充分发动，规模和声势都很大。比如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在城市进行得不多不深，三反五反虽在城市中进行，但针对性很强，就是那些有劣行的不法资本家，这些运动在一般的城市平民中涉及到的都不多。

至于抗美援朝在儿时的记忆中极深，除了这本来就是国之大事，宣传的力度极大极深，应该是家喻户晓的，而对于儿时的我来讲，那首“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曲，整日都响彻在城市的上空，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儿时住家就在“皇城坝”边的光华街，所以对“皇城坝”印象极深，那里留下了儿时所有的欢乐。解放初期的成都“皇城坝”，就是北京的“天桥”，一个十分热闹聚集了各类杂耍与小吃售卖之所在，各类上不了大雅之堂的民间艺人在此展示他们的才华，当然也是他们的为生之道，能够与龙抄手赖汤圆钟水饺一相媲美的各类川味小食也在此一展他们的风采。

杂耍中最吸引儿时的我的是魔术，其中有一繁一简的二个节目最为使人驻足。简单的是手玩，也就是一个民间艺人，几乎是空着手走到表演场所，或者是可以随手变出很多对象来，有的甚至是鸽子之类的活物，或者是把一个对象比如说一个鸡蛋随手在身上藏进摸出。繁复的称为变戏法，先是一个身着臃肿的人走到前面，一看就知道他身上藏了不少东西，然后两个配角拉一副黑厚的长毯遮住他，锣鼓一响长毯掀开，表演者就拿出一件一件的东西来，这不奇怪，因为上来时就会知道他身上藏了很多东西，使人十分惊讶的是，到最终表演结束是摆在场地上的东西之多之大令人难以想象，他是怎样把这么多东西藏在身上的呢？

再有就是各种吃食，比如锅盔糖油果子三大炮甜水面三合泥，都是在简陋的摊子上现做现卖，让喜欢了解吃食制作的人大开眼界，而我就是这样的人。当年年纪虽小，但对各种吃食的制作十分喜好，经常在一个吃食小摊面前一站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比如打锅盔，当年的才是真正的打锅盔的技术，比较大众化的锅盔是有两种，一是白面锅盔二是红糖锅盔，当然稍高档一点的就有现在称为军屯锅盔的了。军屯锅盔的制作根本不是现在这种油炸出来的，油只有少许让锅魁不粘锅即可，全靠人工在锅上旋转烫烙锅魁，至基本熟时放入炉中烤出色香味，至于白面锅盔的制作关键是要制作成两层，很多时候从中破开夹上大头菜甚至卤肉食用。

当然那时的糖饼摊也与现在不同，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真的是把它当作艺术品在做的。他不以向路人兜售招徕人购买为目的，他无论是制龙还是画凤，都是一门心思一气呵成。现在这门手艺都被称作糖画了，以我儿时的回忆和现在的观察，应该讲当年皇城坝上的糖饼摊摊才是真正的糖画艺术。

在我1954年读小学前，儿时的依恋与记忆都留在了皇城坝上。解放初期那些清匪反霸三反五反的运动，运动的声势与规模都不及后来的运动，加之尚且年幼，所以对这些运动的印象都不很深刻，无忧无虑高高兴兴地在皇城坝上度过了儿时的年华，那真是神仙般的日子。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记，就是每年的五一节特别的是国庆节的大游行。成都的地貌与北京有点相仿，皇城坝上的皇城，也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楼台，像是一个小小的天安门，在皇城前面的皇城埧，虽说不大，但也可与天安门广场一比。所以成都的每年国庆节五一节，也与北京一样要举行大游行。我的家所在的光华街，是进入皇城坝参加节日庆典大会的一条分支大道，所以从节日的凌晨开始便有游行队伍从家门口走过，在家中2楼临街的窗口上观看游行队伍也是当年的一桩乐事。

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后，国家的经济建设逐步进入正轨，皇城坝也开始了建设改造。记忆中第一批改造的是现在还存在的四川剧场，以及已经拆除了的百货大楼和新华书店。这三幢建筑虽说不高，但在当年也应该是很高端的建筑了，伴随着儿时在皇城坝的玩耍，也见证了这几栋建筑的落成。

1954年9月我读小学了，对社会的认识和记忆也逐渐产生，记得那一年开始推行粮食等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当然主要是粮食，因为这涉及到每家每户的日常生活，所以印象较为深刻。所谓统购统销，就是粮食等农副产品，今后不能像从前一样自由买卖了，产品生产者要把这些东西卖给国家，再由国家配售给市民。这应该是城市中商品粮的开端吧。

从1953年开始，一个比较时髦的词汇展示在了民众之中，那就是社会主义改造。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它涉及的范围其实是很广泛的，既包括政治思想文化，也包括经济乃至经济生活的方式。因为当年年纪较小，对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感受不多更不深刻。但对经济和经济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改造，年纪虽小，但也感同身受。

这在当时提为是三大改造，叫住“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革”。首先是从1953年开始的对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刚分到土地的农民，开始了由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个改造阶段。因为居住在城中对农村的这个改造应该是虽有耳闻但不甚了解。但从1954年开始的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为不少手工业者就是我们的邻居街坊，发生的事情就在身边，所以了解多一些，所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组建手工业合作社，让个体的手工业者参加到这种合作社中去，我们的很多街坊邻居，他们原来的手工业作坊和门店都是个人所有自主经营，后来也就逐步参加到这种有组织的手工业合作社中去了。

声势比较大的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最终发展成为公私合营。这个事情我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我的父亲原来是在一家绸缎店给老板也就是资本家打工，这家绸缎店最后公私合营了，因为我的父亲业务较熟，也有一定的组织工作能力，后来被选中为这个公私合营棉布店的公方经理，当时这种体制都设有两个经理，一个是公方经理，它应该代表的是国家和工人方面的利益，还有一个私方经理应该代表的是资方。当时这种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声势还很浩大，每有一个企业公私合营了，都要敲锣打鼓的游行燃放鞭炮予以庆祝。

到了1956年，各项社会主义改造顺利的基本完成，这是共和国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9月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认：“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了”。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运动，但上世纪50年代前半叶的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的政治经济生活总体的还是比较平静，甚至可以用宁静来形容，所有该发生的事情以他该有的方式和谐的进行着，大家都平静的进行着那些应该发生的事情，并且从思想观念上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接受。

其实所谓宁静和谐，应该说在当时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志，那就是对事不对人，对思想而不对个人。怎么讲喃？就是当时进行的所有运动，除了有针对性的镇压反革命、清匪反霸等外，包括三大社会主义改造，都是解决社会主义化事情本身，而不涉及原有的非社会主义化的人的处置，更多的是强调人们的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还不把个人作为特定的目标进行所谓的改造。简言之，所有的运动在进行中，都没有刻意对人进行好人与坏人的区分，更没有后来的阶级敌人的概念，所有的运动，多是围绕着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而进行的。毛主席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比较代表了当时高层意图和思想，对运动中相当多甚至几乎是全部的人与事，都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处理的，极少甚至几乎没有将这些人与事刻意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式来解决。

    就在毛主席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1957夏季，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起的号召各方面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顿作风的运动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始于帮助共产党整顿作风的活动，逐渐演变成为一场扩大化了的反右斗争运动。因为严重的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扩大化了的反右斗争运动，把大量真诚的帮助党整风的人错当成右派分子来斗争，在指导思想上向“左”的方向偏转，认为阶级矛盾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长达一年的反右斗争，对社会的影响和震荡是严重的，波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的父亲作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公方经理，在帮助党整风的活动中发表了很多不合时宜的言论，于是被列为右倾，好在他自身的成分是工人，又是公私合营商店的公方经理，最终没有被划成右派，但被内部处理成为右倾思想。我记得在1957年夏天的一天傍晚，父亲被几个人押着回家取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后来一直被集中批判，到反右运动结束时，被撤销了公方经理职务，调到刚刚新建的位于青白江的成都钢铁厂劳动。

应当说1957年的夏天是人们情绪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有了自危自保的危机思绪，因为大家已经意识到，讲错了话做错了事是会受到相当的惩罚的，为错话错事所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我因为在1958年秋季学年转入到四川大学附小也就是望江楼小学读书，其时正好反右斗争结束，因为居住在四川大学，也见到了很多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小学生的认知实在不敢相信所看到的他们是右派分子那种坏人。

1958年夏天反右运动结束后，人们又逐渐进入了一个亢奋但是有序听话的状态。先是那一年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接着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大跃进，大跃进在农村的表现是放高产卫星，而在城市中是大炼钢铁。在有了人民公社这个农村基层组织后，被称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在中华大地上迎风飘扬了。

大炼钢铁在当时是印象深刻感同身受的。首先是要捐出家中的铁器作为炼钢原料，同时到处去收集废钢废铁，这些都是炼钢需要的材料。印象很深刻的是学校多次组织同学们到锦江对岸的南光机械厂等工厂拣废钢铁。小高炉是当时随处可见的炼钢设施，人们在一片亢奋中熬更守夜的冶炼钢铁，满怀期望的等待着好钢出炉的那一时刻。我至今还记得到我们川大附小也叫望江楼小学第一炉小高炉钢炼成时，一位我们一贯很是尊敬的老师，尽管熬红了眼睛，但仍然兴奋地敲打着炼成的钢块，大声呼喊“这是我们炼出的钢”！

整个1958年都是很亢奋甚至可以说是疯狂的，一方面各行各业特别是农业方面的高产卫星在频频的发射，它撬动着国人的激情，所以大家都很自然的相信我们会在15年内超过英国赶上美国，“超英赶美”不仅深入人心，它也成为当年街头活报剧的主题与精髓，一出“英雄赶派克”街头剧在各处频频表演，表现和展示了当年国人的豪情壮志。

1958年秋收后，大丰收加上人民公社那种初级共产主义的架构，农村出现了吃饭不要钱的公社化食堂，记忆犹新的是望江楼小学曾经组织我们小学生们从城市南边的九眼桥望江楼，整队步行前往西边的茶店子，去参观金牛公社的高产田和公社化食堂。看到农民们在公社食堂中乐呵呵的吃喝，我们真的相信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了，当时一句很时髦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还好庆幸城市中没有出现农村那种吃饭不要钱状况，没有去赶那种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时髦，仍然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使得城市的后来状况比农村要好些。因为农村中人民公社食堂化这种吃饭不要钱的日子，并没有坚持到多久，在耗费尽了1958年丰收的成果后，人民公社的大食堂逐步进入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况，不要钱的饭是需要用各种主副食品原料来烹饪的，但到1958年末时，这种主副食品已逐渐没有来处。

1959年的初春是寒意隆隆的，农村中食品短缺的情况已在城市初见端倪。米面等主食和猪肉食油等副食品，已不像统购统销初期那样敞开供应，还是逐步开始限量，并且货源逐步减少，购买起来很艰难。到后来就开始定量供应了，每个城市居民根据自己的工种确定每个月的主食的标准，一般的城市居民是每月28斤，坐机关的干部最少只有26斤，而劳力的工人每个月有30斤，最受到优待的是中学生，粮食定量标准是每个月32斤。

这20多30斤左右的米面主食，在今天看来应该是很高的标准了，我们现在一个人每个月消耗的大米等主食最多是10~15斤，很难想象当年的定量标准会有30斤左右。但即便是这样，大家仍然感到吃不饱，饥饿感随时都有，这是因为猪肉食油等含脂肪的副食品定量太少，猪肉是一个人一个月一斤，菜油是一个人一个月半斤，肚子中的“油大”太少，所以尽管一个人一天有一斤的米饭可吃，但仍然感到比较饿。

最早的粮食定量供应是每户凭户口在指定粮站办购粮证，居民凭购粮证在粮店购买米面等主食。后来开始印制粮票，主要是方便流动购买，而且当时不少的餐饮店逐渐开始购买主食需要付给粮票，所以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凭票供应”开始出现。随着物品的逐渐匮乏，这种票证的范围和内容在扩大，穿的有布票棉花票，吃的除粮票外有肉票油票糖票烟票酒票，名目繁多应有尽有包罗万象，甚至像春节这样的节日供应点黄花木耳之类的也是凭票。也就是说当年要购买到物资，钱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要有票证。

这个由1959年起始的凭票供应，是逐步发展的，到了1960年就基本普遍普及了。有钱无票是买不到日常生活用品的，所以“黑市”就应运而生了，这种“黑市”就是现在的农贸市场，当时大家都称它为“自由市场”。严格的说这种“自由市场”是非法的，所以人们一般把他通俗的称为“黑市”。黑市上能买到的东西是应有尽有的，只是价格十分昂贵，一般工薪阶层的工资在“黑市”上是买不了多少东西的。

那个年代中，我和的兄弟都在长身体的阶段，主副食品的消耗是很大的，所以我们随时都感觉到肚子很饿，随时都在美梦能够饱餐一顿。好在我的母亲在当年还是比较神通广大，她能时不时搞到一点成都罐头厂生产的“清蒸猪肉罐头”，让我和兄弟可以解馋饱餐一顿。那真是神仙般的美食，打开“清蒸猪肉罐头”，放入锅中烧开后加入白菜等蔬菜，那个味道对当年饥肠辘辘的我和兄弟，那简直是不摆了。

说到我那个神通广大的母亲，她应该是当年的一个典型了，因为有“妇女能顶半边天”的领袖指示，新中国的第一个十年涌现出很多巾帼英雄，我的母亲便是其中之一。当时我的母亲在一所叫做“三八门市部”的商店工作，顾名思义。这个门市部的工作人员都是女性，不是顶起了半边天，而是整个天空。母亲这种顶半边天的工作积极性，使她根本不能照顾家庭孩子，她几乎没有回过家，每个月给我10元钱人民币，我得安排和料理这个月自己和我兄弟的生活，而当时我也就是10岁左右，我的兄弟也是4岁左右。当然这样得不到母亲照顾的积极意义是我从小就得到了独立生活的很好的锻炼，不仅每个月得把这10元钱计划安排好养活自己和我的兄弟，而且也学会了很多做家务的事情，其中主要是煮饭。

有一点至今都还不是搞得十分明白的是，尽管当年大家肉体上都在承受着饥饿的折磨，但在思想认识上，用今天的话来讲大家都相当一致的充满“正能量”，也就是说大家对当时很多大是大非问题，都是相当的统一和一致，很难听到见到有人抱怨，该工作的工作，该读书的读书，似乎都不为这种物资供应的匮乏有什么影响或者妨碍。

当然上世纪50年代末的这种物质缺乏以及逐渐发展起来的凭票供应，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到达艰难的顶点，大家刚从1958年的“大炼钢铁”和“超英赶美”的激动和亢奋中过来，物质的短缺还没有到达严重不足的顶点，所以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和鼓舞下，大家都信心满满的期待并且深信着物质的短缺是暂时的，会随着大好形势的发展一天天会好起来的。

50年代的十年中，在执政党的最高层，还发生过二起后来被称为路线斗争的二大事件，这就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和彭德怀反党集团。应该说在上世纪50年代中，这种发生在共产党内部后来被称作路线斗争的党内高层政治生活，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中下层特别是下层的老百姓是不知晓的，最多知道某些人的职务调整了，而不像后来刘邓、林彪及江青等“四人帮”出事时是全国老百姓都是家喻户晓的，这也许是上个世纪50年代党内高层政治斗争一个特点吧。

说到彭德怀反党集团，今天回过头来看应该是一个很遗憾的事件。1959年在庐山召开会议时，最初的初衷是要纠正1958年左倾，也就是要审视或者说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某些左倾盲动错误，遗憾的是会议在中途发生了方向的扭转和变化，由原来的反左变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除了彭德怀等人成了反党分子外，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所执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比1958年更为左倾，这不得不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它带来的后果是使经济状况雪上加霜了。

第二章 阶级斗争为纲的六十年代

在物资供应紧张与匮乏初见端倪中，新中国迈入了1960年，1959年的第一次庐山会议，把1958年的左倾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当然就使现实中的各种国民经济运行政策和方式更加偏激了。农村中农户的自留地与家禽家畜的数量和规模大幅减少，稍多一点便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来割，城市中自由市场的交易更多的被处理成为投机倒把，生产和流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各类农业主副产品的产量大幅下降，流通大幅委缩几近绝迹，城市中通过票证来控制物资供应的“凭证供应”迅速的全面实施了。

恰逢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应该算是天灾吧，当然还有人祸，当时宣传得比较广泛的是中苏关系交恶引发苏联专家的撤走，当然事实上更为起主要作用的是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为目标的更左倾。60年代的最初几年人们的日子过得是很艰难的，比农村好得多的城市里边的吃着商品粮的人，有着普遍的营养不良状况，当时大家称为水肿病，人们都在为填饱肚子而煎熬。

我的家当时已经从四川大学搬到锦江旁的三官堂居住，肚子饿是当时的主基调，总得有些法子填饱肚子才行，我已经回忆过当时我从三官堂爬涉锦江穿望江公园和四川大学到成都二十九中读书时，沿途采摘雄南瓜花作为晚餐的“美味佳肴”食用。因为三官堂在当时已是城郊，住所的门前便有空闲的土地可以开垦，于是我和我的邻居们都把他挖出来种瓜种菜，过上了南泥湾开荒种地自给自足改善伙食的日子。记得当时除了种有四季豆豇豆及茄子海椒冬瓜丝瓜等蔬菜外，还有玉米以及能够爬上房的南瓜，享用着劳作之后的果实并且填饱了肚子，也是不亦乐乎。

当年住在锦江旁边，有一点是很值得称道的，那就是我们喝的是锦江中清澈的水，足以见到当年生态环境没有遭到破坏时自然环境之优美，那个时候的三官堂甚至连街道都不能被称为，所以没有安装自来水，我们的食用水都是到锦江中去担，虽不敢说那个水就十分卫生，但用它来煮饭食用也是那一片居民饮用水的必然选择，现在回想起来，从锦江中担回的水确实是清澈明亮的。遗憾的是还没有迈出60年代，锦江中的水后来也就一年不如一年，河水逐渐浑浊肮脏不能食用了，当然城市建设的发展，使住在三官堂的我们也用上了自来水，当然不像现在是入户，而是10多个家庭共享。

60年代初的那两年的困难年代，农村的情况就比较严重了，因为没有商品量的保障，农村中缺粮的情况很普遍，饥饿使人死亡的事也发生得较多。我的母亲的娘家是在被称为银郫县的三道堰，就是今天自来水六厂所在地，那是一块富庶的地方，但就是在这一块地方，吃饱饭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我舅舅的家中因为子女较多粮食也不够吃，粮食既然不够吃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子女呢？这又是一个怪圈式的悖论了。因为按当年生产队分配自产粮食的制度，主要的也就是大部分的粮食是按照人口进行基本口粮的分配，所以子女多分配到的基本口粮也比子女少的家庭多，这就导致了农户家庭尽量生小孩以多分配基本口粮，但生产队的总人口多了，每个人口的基本口粮也就减少了，这又导致了粮食的不够吃。我的舅舅生有10个小孩，也就是说我有10个表兄弟姐妹，其中的最后一个我们称作老十的，由于多种原因进食不好，最后是被饿死的。

这还是在富庶的成都平原上，那些自然条件很差的边远地区，比如一直就很贫困的山区，情况就很严重了。多个因素导致了这些地区农民口粮的严重匮乏，一是三年自然灾害，靠天吃饭的中国农业遇到天灾是无法抵抗的，加之1958年人民公社食堂化那种吃饭不要钱所带来的造成一批懒汉的恶果，以及在生产队农民种什么粮食怎样种的瞎指挥，使得农村粮食大幅度减产，在交了农业税的公粮之后已所剩不多，吃饭成了那几年农村中的大问题，有不少农民在饥饿中失掉了生命。

当年在农村农业生产上的一些政策倾向使得粮食和各种农副产品锐减，因为过分强调集体经济，农民的自留地很少，允许饲养的家禽家畜也很少。而集体经济的粮食种植，一方面来自上面的各种各样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瞎指挥，比如过度密植以及强制种双季稻等，另一方面在分配上让农民们意识到上交国家的公粮之后剩下的已不多了，缺乏积极性自主性使得集体经济的粮食种植减产的幅度很大，在天灾严重的地方，几乎是颗粒无收。

能够让农民有一点积极性的自留地种植与家禽家畜的饲养，数量都限制得很少，有的地方由于基层干部过度的极左行为甚至禁种禁养，比如收回自留地以及没收家禽家畜。农民是没有商品量供应的，他们得靠生产队分配的口粮和自留地中生产的粮食生存，这使得进入60年代的农村，饥饿和生存的形势一度十分严峻，不少地方的人口大量减员。

城市里面因为有商品量的基本保障，情况要稍好一些。但因为从根本上切断了农村中农民种植自留地和饲养家禽家畜的可能，加之在左倾的思维下禁止农贸利伯维尔场的交易，即便有农民种植和养殖些农副产品，想要进入城市进行交易都被当成投机到把来打击，这使得城市里面的副食品供应日见匮乏，除了国家定量供应的那点猪肉和食油外，几乎不能够买到任何其他的副食品。

都说我们40后50后是饿过饭的一代，这个说法不假，尽管当时每个月还是有30斤左右的粮食供应给每一个人，但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那几年，就是城市里面的人也终日感到饥饿，随时都在饥肠轱辘的时候做着饱餐一顿美味“油大”的美梦。我们的父辈作为成年人尚好，而我们这些40后50后当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饿饭的感受是让人难以忘怀的。

记得当时物资匮乏到了连蔬菜都要按人头凭发放的登记册子购买，这种蔬菜购买册子是街道上和居民小组为了平衡供应制作的，所以也不是很正规，但你要到蔬菜摊点上买菜，必须要出示这种册子说明你是有资格买菜的，买了菜还要在册子上予以登记。即便有册子并不能保证你肯定能买到，因为确实僧多粥少，买菜就像打架一样还得靠气力。我至今还记得我在初中班上那些长在九眼桥上晃荡的同学是怎样帮我抢菜的。

尽管农贸自由市场被禁止，但能够交易的“黑市”总会以它该有的方式存在，当年的九眼桥头和九眼桥洞下，便是这种“黑市”能够藏匿和存在的地方。我在回忆初中读书的时候曾经描述过当年我如何和班上的同学们混迹于此地，今天仔细想来，除其他一些原因之外，腹中空虚也是我愿意充当这些同学的“账房先生”和“教师爷”很重要的因由。

好在进入60年代之后，我的母亲不再充当那种“半边天”的拼命三郎角色，她也和我及我的兄弟日常生活在一起，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因为1957年的右倾思想问题还被发配在青白江成都钢铁厂劳动，直到1962年执行“调整充实巩固提高”政策成都钢铁厂下马，才得以回到成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我的母亲毕竟是有相当活动能力的人，所以虽然是肚子很饿，靠着母亲一些关系和办法，我和我的兄弟似乎也能时不时的打点牙祭。再就是我的那些舅舅们毕竟处在富庶的成都平原郫县，离省城近使得他们的自留地和家禽家畜的饲养都相对要宽松一些，母亲能够弄到一些像火柴乃至当年很时髦的解放鞋，作为一种交换也能时不时的交换回一些农副产品。

就这样，我们度过了虽说艰难但还不至于窘迫的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当迈入1963年的时候，由于1962年初召开的7000人大会调整了相当多的农业政策，食品等物质的供应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还是从自由交易的层面，都有了很好的改进，也就是在这一年的9月，我进入成都七中读高中，开始了对我来讲是漫漫人生途中至关重要的三年学习生活。

前面曾经回忆到1962年的7000人大会调整了农业政策，使得三年自然灾害后1963年食品物资供应，有了很大的改善。7000人大会是怎么回事呢？在我的记忆中，1962年的某一天，我所就读的成都二十九中召开了一次全校教职员工大会，大家集中在操场上听学校党支部的书记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中央精神，那就是要从现在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这实际上是当年7000人大会后对国民经济发展一个很大的纠偏的调整。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有七千人㟥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目的是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这是一个对大跃进以来一系列左倾急躁的工作方针进行调整纠偏的会议，会议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对当时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7000人大会后，各行各业都按照这个实事求实的新政策新方针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我在我们78621大学班网上，曾经发过一篇当年按7000人大会的精神所制定的1962年高考政审标准的文章，题目为《七七、七八级两年高考的政治审查》，把它辑录于下，说明当时各行各业都在贯彻执行的7000人大会精神在教育方面的一些情况：

七七、七八级两年高考的政治审查

邓小平先生在1977年复出后，很重的一板斧砍在了他所主持的教育工作上，那就是大学恢复高考招生。邓公在1977高考中曾经坚决的砍掉了当时的教育部负责人提出的高考十六字方针中“领导批准”这四个关键字，足以见当时邓公对民情国情的深刻了解。

但当年在十年动乱中教育是积重难返，乃有极左的思潮影响着1977年高考，其中在1977年高考所采用的政审标准上，负责高考组织工作的教育部很自然的把1964年高考的政审标准作为了1977年的高考政审标准，这使得当年很多高考分数较高甚至很高的考生因为政审无法迈进大学之门，笔者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情况很快的被高层所察觉，所以在时隔半年后举行的1978年高考时，高层刻意的采用了1962年高考的政审标准，才使得很多在1977年落榜的高分考生，在1978年再次参加高考后才得有问津大学。

两年之差，这两个政审标准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呢？这与当年的情况有关。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大学的录取虽然也讲政治，但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痕迹不是很深，基本上都是各大学在自主的根据高考的学科成绩在招生。在1957年之后，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呼声愈紧愈急，高校和科研单位中的“反白专拔白旗”的运动如火如荼深入展开，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所制定出来的高考升学政审标准，使1962年前好几届高考不少成绩优秀的考生不能问津大学。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本质上是一个纠偏的会议，会议的精神反应到科教上就是由当时主持科学教育工作的聂荣臻元帅主持制定了1962年高考政审标准。应当说1962年高考政审标准是政治审查进入高考招生后最为宽松的一个政审标准，当年它让很多学业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迈入大学的校门。但是好事多磨，这个标准只执行了一年便受到了本不该有的责难甚至批评，1963年虽然沿用了这个标准，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作了很多调整。

就在“七千人大会”纠偏还不到一年，在1962年底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著名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被提出来了，各行各业都在大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应到科学教育战线上，聂荣臻元帅所制定的1962年高考政审标准被批判。1964年在全面推翻了1962年的政审标准后新制定的1964年高考政审标准，精准的执行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精神，体现了“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风范。

当然，1977年的高考执行了这个1964年高考政审标准，那就使得很多考生难逃厄运了。好在以邓公为代表的高层及时觉察到了这个问题，在1978年的高考政审中刻意的执行了1962年聂荣臻元帅制定的高考政审标准，才得以使不少1977年因政审而没能迈进大学的高考成绩优秀的考生在1978年迈进了高校的大门。                   

文章说到了7000人大会召开不到一年，在1962年底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政治风向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不管怎样1962年初的这个7000人大会所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对扭转和改变当时国民经济的困境是起到很很重要的积极促进作用的。首先是在农村，让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在粮食种植和各种多种经营上有更多的自主性权力，农户在自留地种植以及允许甚至鼓励农户多养家禽家属的政策也有了很大的调整，这对于尽快改变城乡主副食品的供应起到了十分积极良好的作用，到1962年底和进入1963年后，城乡人民都能基本上吃得饱饭了，不再受饿饭的困扰。在物资交流上，允许城乡农民和居民在自由市场上自主交易，打击投机倒把也界定了该有的政策界限。

在城市中，各种供应也逐渐好起来，1963年，为了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当时的食品工厂还制作了“高级点心”在商店中出售，我母亲所在的“三八门市部”就有专柜供应这种点心，因为售卖的这种点心都是酥皮的，所以在售卖之后装点心的木盒中会有很多酥皮，那是既富有糖份又很油腻以面粉为主的食品，商店职工是可以较低的价格买到的，这个东西不管是直接食用还是用开水冲调食用，都是色香味极佳的美味，那个年代能使用到这么好的食品，也得亏了我母亲在那个顶了全部天的“三八门市部”工作。

我进入成都七中读高中的1963年，政治风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在7000人会议召开半年多一点时间，1962年9月24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了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主席的这个观点在此之后的10多年中，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最后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样，进入60年代后，50年代那种平静和谐的社会主义改造，被打上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烙印，比如对知识分子，50年代是强调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改造，而进入60年代后，更多的是讲知识分子多数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需要接受和加强改造，脱胎换骨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既然要讲阶级讲斗争，就得有对象和目标，很快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概念出来了。农村中首先是地主和富农成为斗争的对象，而在城市中除了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之外，大量被斗争群体是右派分子。1957年被划分为右派分子的人，处置的方法不外这几种：有罪行的进了劳改农场，相当数量的被发配到边远地方的农村接受监督改造，当然也有留在原单位接受改造的，无论是那种情况，都是当年阶级斗争的目标和对象。

随着执政年代的持久，执政党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开始发生和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最终引发了从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我就读高中的成都七中，在1964年和1965年相继有二次召开全校广播大会，由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宣传和解读中共中央关于四清运动的前后两个十条和最终的二十三条。

相比农村中进行比较激烈的四清运动，城市里边的四清运动似乎要平和些，比如成都七中当时也进驻有四清工作组，但声势和动作似乎都不是很大。农村中四清运动进行得比较激烈，是因为相当一批生产队生产大队的基层干部，即便没有成为腐化分子，因为他们手握权力，鱼肉社员贪占便宜也是司空见惯之事，而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因为要讲阶级斗争，阶级出生也就是阶级成分便被突出来了，这成了压在青年人特别是青年学生身上的巨石，至少是思想上的枷锁。当年的成都七中也像所有的学校一样，学生们依家庭出身与阶段成分自然的形成了几类：出生好的红五类，出身不好的黑五类，以及夹在中间的麻五类，麻五类中不少是知识分子子女。

为了让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接受教育和改造，当年有一个提法十分普及：“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这应该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青年学生中的一个痕迹和表现吧。好在成都七中毕竟是一个优秀的省级重点中学，尽管学子们出生于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家庭出身与成分，但在接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教育上还是很“有教无类”一视同仁的，大家都在这所优秀的重点中学中吮吸着知识的精髓，让学生们感到有压力的是对各自的前程和发展的思虑。

我的情况比较复杂，仅就家庭成分我是工人出身，似乎很不错，在1957年反右斗争时父亲讲的那些错话被内定为工人中的右倾思想，正是因为是内定，又没有宣布什么，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知情。于是问题来了，有关方面总希望我自己把这个问题讲出来并有该有的认识与批判，但我自己并不知道实际的具体情况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这里就要说到恩师谢晋超先生了，在那几年与他相处的日子中，除了在他那里得到数学学科知识方方面面的提升外，使我格外感恩的是谢先生从不与我讨论那个让人烦心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以他的行为潜移默化地告诉我，许仁忠你就一门心思的认真学习功课吧，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些父亲的事情其实不是一个值得忧心的事情，这句话谢先生从来没有对我讲过，但我又心知肚明的知道他已经无数次地给我讲清楚了。

而另一位也是很欣赏我的学业的科任老师就不是这样了，他所讲授的学科我学习得也很优秀，对他也很佩服和尊敬，学习他所讲授的学科如同学习谢晋超先生讲授的数学一样让我也受益匪浅。但不同的是，这位先生三天两头地找我谈话，以他惜才的师长身份，循循善诱的给我讲了很多道理，我也明白他希望我能在父亲的事情上有所态度，但我确实对情况不了解，所以他期望的事情我也无从谈起，这实际上成了他与我之间的一条抹不去的阴影。

当然值得庆幸的是我确实在那几年高中学习中放开了所有的顾虑和忧心，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放在了学习各个学科的知识上去了，在成都七中接受的那几年十分全面的基础教育，各个学科特别是数学和语文所吮吸到的知识精髓，无疑对于我后来几十年的人生起伏与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从1963年进入成都七中开始，因为与高64、高65两个年级的很多学长联系和往来密切，我参加了这两个年级在当年高考中的服务工作，当然也近距离的了解到了这两年高考中发生的很多情况，应该说在这两年的高考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烙印还是很深刻的。这两个年级的录取都执行了在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后所制定的政审标准，应该说这个政审标准是过分苛严了一些，我所知道这两个年级中很多品学皆优的学长，他们高考的成绩实际上是很不错的，但最后在严苛的政审标准面前，因为家庭出身和成份问题几乎悉数没有被录取，阶级的烙印像一条坎一样，横在了想要上进的青年学生面前。

阶级斗争的严峻性，除了国内以“地富反坏右”为主体的阶级敌人，以及执政党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和基本上纳入资产阶级范畴的知识分子需要改造脱胎换骨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外，还有一个就是来自外部的敌人。各方面一直在告诉我们，一贯的敌人美帝国主义，除了仍然对我们进行封锁包围外，再就是支持逃窜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骚扰大陆沿海，做反攻大陆的白日美梦。

进入1963年，国际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范畴中，反对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日益尖锐。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为中苏两党在很多问题上的分歧，苏联方面就把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层面，他们悍然走了援华的专家，加重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损失。

1963年，苏联方面发表了一封《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公开化了中苏两党的分歧，中国共产党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我们刚进入成都七中读高中，就接触到了这种严峻的国际斗争，使我们感悟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不仅国内有，国际上世界范畴内阶级斗争也很严峻。

国内严峻的阶级斗争事态还在进一步的发展，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署名为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其紧锣密鼓上下呼应的状态让人的心弦绷得更紧，进入1966年4月，北京的《北京日报》掀开了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批判，使人感到中国大地上将要发生一些大事情。果然，到了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篇大字报，第2天人民日报在注销这篇大字报的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十年浩劫拉开了它的序幕。

受到损害最大的应该就是我们高六六级的高三中学生，我们已经接受完了优质的基础教育，正踌躇满志的期盼着迈入高等学府，但是一场大革命使这一切都成为子无虚有的泡影，高考先是被推迟后来就被取消了，大学的门向我们关闭了。多年后的我们才明白，这是我们青年时期一次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损失。为什么这样说呢？与比我们长一岁高一级的高65级相比，一年只差带来的是天壤之别：政治上他们在大学毕业分配后成了国家干部，而我们却是下乡知识青年或者城市无业者；经济上他们能享受相当于五级工的行政22级工资收入，而我们在靠爹娘养活多年之后，后来即便被招工回城工资也就是一个二级工；至于文化上那就不摆了，你能想象一个大学生和一个中学生的差别吗？

这些都是后来才逐渐悟懂的事情，而当年的我们确是满腔热诚义无反顾的投入了那场大革命，应该说几乎是所有的青年学生都信进去了，都以为那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在深信不疑的革命教义面前，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冲锋陷阵，当然同时享受着长达两三年的红卫兵的殊荣，在经历了多次反反复复的斗争之后，直到1968年秋夏，当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在解放军的支持护卫下迈进校园接管了学校，当工宣队和军宣队成了学生们的直接领导的时候，大家才明白其实我们什么也不是，不过是一介书读得并不多的学生而已。

当然浩劫年代发生的种种事态也使大家在思考。比如在疾风暴雨般的1月风暴夺权之后，会很快出现在四川被称为“二月镇反”的“二月逆流”，戏剧般的转换经常让人目不接暇，被抓的造反派和被压制的红卫兵还没有清醒过来，不到两个月时间“二月逆流”又被粉碎，天下又是革命造反者的天下了。有些事就像川剧的“变脸”一样搞笑，比如发生了武汉“七·二O”事件，革命造反者们所崇拜的谢富治王力被英雄般的迎接回了北京，但没有几天英雄的王力即被宣布因为其鼓吹“就军内一小撮”被打倒。当年不到20岁的小青年们，应该不懂得这就是政治，他们的热情和虔诚正好是政治所需要的。

严格的说，始于1966年“五·一六通知”的无产阶级就文化大革命，在60年代下半叶经历了疾风暴雨般的斗争，从初期的在学校批判各大中学校党组织领导、驱赶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到红卫兵走上社会“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当工人队伍中的造反派发动起来后，1967年初的“一月风暴”的夺权，便是顺理成章的了。遗憾的是，革命造反派队伍迅速的分成了两大派，他们之间的争斗比当年共同与保皇派战斗有过之而无不及，两派之间的争斗，由文斗发展到武斗，而最后是同室操戈枪炮相向，在这个过程中虔诚而激进的大中学生们义无反顾的投入进去，不仅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有的甚至为此付出了包括生命在内的高昂代价。

我还是比较庆幸的，尽管我从1966年6月初起十分积极的成了成都七中有代表性的造反派，但几个月后，半是醒悟到一点事态半是迷茫和犹豫，使我脱离了这支“造反有理”的队伍，破天荒的从一个激进的红卫兵成为典型的“逍遥派”，它不仅使我在当年付出的虔诚和代价比我不少同龄人要少得多，更是在后来的人生路途上因为这种逍遥的平淡为我减少了不少本来可能有的麻烦，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当时我其实也不是悟得很清楚，现在把它归咎于天命吧，天命如此！

进入1968年未，逐渐悟懂了世事的当年不可一世和张狂的中学生红卫兵们，在入驻学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的管理下，一边跳着“忠字舞”，一边开始了所谓“复课闹革命”，老师们都被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靠边站了，所以也无课可复。其实这时已经二十出头的或者接近20岁但仍然被父母供养着的中学生们，因为彼时己无革命可闹，大家也就不约而同的先先后后考虑和担心着自己的前程问题，至少是从1963年9月算起，更远一点的应该是从1960年9月算起，同学们已经靠父母供养着在成都七中浪迹了5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好像都很茫然。

这个时候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一贯听毛主席话的红卫兵们，立刻打点行李，按照领袖的指示浩浩荡荡的奔赴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让6个年级的中学生下乡也是无奈之举，据说六个年级有上千万的学生，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是根本没有办法提供这么多的工作的岗位让同学们就业，这实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但不管怎么样说，折腾了几年之久的中学生终于有一个归宿了，其实农村真是一个大课堂，在哪里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其中主要是近距离的接近农民，伟大领袖曾经说过，了解了中国农民，你就了解了中国社会。到1969年上半年，除了极少数以各种各样的理由留在城市的学生外，绝大多数中学生们都奔赴到了各自心仪和选中的农村，成了人民公社的一员，在那里开始了知识青年新的生活，这种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按伟大领袖指示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当然比我们大几岁的大学红卫兵们就比中学生们幸福多了，不管他们最后被分配去了什么地方，但他们按照国家干部的待遇，是能够拿到相当于五级工的国家行政22级工资了，而当时我们的父辈们，绝大多数还拿着三级工的工资，只有少数的人能够拿到四级工的工资，我的那个工作十分积极和拼命的母亲当年就拿的四级工工员，当然父辈中也有不走运的，只拿到二级工的工资。红卫兵们安顿好了，学校安静了。社会生活逐步走入正轨，工厂和商店逐步以生产和服务为主了，恢复了它们该有的功能。

曾经分裂成为两派甚至多派的革命造反派们，也逐渐抛弃前嫌携手团结起来了，到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极其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某个意义上也宣布了那种狂热的乃至有些混乱的疾风暴雨般的战斗局面的结朿。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在当时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邮政郎原定于1968年11月25日发行一套一枚版的纪念邮票，就被取名为全国山河一片红，但在1968年11月24日，因发现票面中的中国地图绘制不准确而被停止发行。

当然这个全国三红一片红的过程是很复杂和漫长的，第一个组建革命委员会的是1967 年 1 月 31 日成立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到最后一个1968年9月5日成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前后经历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在这个漫长的两年中，有着各种运动的反复，更有着惨烈的枪炮之战，两派的纷争是很多省市长期斗争不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原因，四川省就是这样，走过了一年多漫长的二派分裂和斗争，直到1968年春天中央召开了315会议后，才于1968年5月31日成立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距1956年举行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13年。九大进行了三项议程：林彪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林彪向大会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鼓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发展，《报告》讲“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第一次把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九大所确定的政治路线，为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划上了圆满的肯定的句号，正是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指导下，整个60年代充满了阶级斗争，包括从1966年开始的让国民经济发展付出了极大代价的文化大革命。亿万国人在“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指示的指引下，以10年的人生代价，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牢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海，时时处处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以阶级斗争为纲”。

党的九大胜利召开的时候，曾经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着卓越功绩的中学红卫兵们，已经身处和遍布全国广阔的农村天地，一方面思考着如何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同时也在思考自己的生计与未来。农村的闭塞落后使这些已经逐渐成人的学生们不得不担心自己的未来，可以说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曾经问过自己，我需要或者应该在这里呆一辈子吗？这个特别实际的问题让每一个知识青年茫然和不安。

当然还有一个实际问题也使大家很茫然，就是我们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中要向农民们学习些什么，贫下中农能够给予我们的再教育是什么。这个问题在领袖的指示中好像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但到了实际中，大家很难找到想象中的贫下中农的该有形象，看到的和想象的反差太大了，大到难以使人自圆其说自我解释。当然中国农民的天性淳朴，还是给这一批从城市里边来到农村的青年人带来十分美好的自然憧景。

我已经在我的知青经历中细说过我的下乡生涯，整个1969年我都是这一种下乡还是不下乡的犹豫和踌躇中度过的，所以讲真的，对九大这种盛事，当年还真没有密切关注过，手中捏着一份上不了户籍的户口迁移证，徘徊和游离在城市的边缘，一门心思考虑的是如何把户口上回去重做城市居民。当这种期望最终破灭了的时候，又仿佛恍惚听见和看见了要从农村知识青年中招工回城的希望，于是在1969年未，也就是六十年代结束的时候，拿着自己那一纸户口迁移证，去了蒲江县大塘公社插队落户。

上世纪60年代，是我们这一批老三届中学生珍贵的青春时代，我们从10多岁走到20多岁，在阶级斗争的洗礼中，我们的青春年华在慢慢逝去，我们的青春理想在慢慢模糊。从最初的天之骄子到最后去接受小农经济的传统中国农民的教育与洗礼，使得这一代曾经讨论过“青春无悔”问题的老三届很认真的问过自己：阶级斗争真的是这么必要吗？

第三章 跌宕转折的七十年代

如果把上世纪60年代称作是激烈阶级斗争的年代的话，上世纪70年代就可以称作是跌宕转折的神奇年代了，各种各样让人意想不到的事件在这个年代中频频发生，很多事件的发生转折度让人瞠目。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各台大戏在这个年代中轮番上演，争先恐后的展示着它们自身的面目，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都展现与表现得淋漓至尽让人有些目不接暇。

进入70年代，阶级斗争为纲仍然是主线条，一系列运动伴随着时光的逝去不断涌现。进入70年代，在继续进行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又掀起了“一打三反”运动，“一打三反”运动是1970年初开展的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运动，这涉及到基层的很多人，包括一般百姓与基层干部。一打主要是解决政治上的问题，是打击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而三反就涉及到很多普通人士了，因为这是解决经济问题，涉及到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乃至铺张浪费，在概念和界限上其实是很模糊的，极容易把很多人卷进来。

我的父亲因为从1957年被划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右倾分子后，便逐渐成为老运动员，历次政治运动开始之初总是把老运动员们作为开场锣鼓暖场，所以一开始他就成了运动的对象，因为长年从事的是商业贸易的经济工作，“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的老话注定是他必须要有一些经济问题，当然也确实有一些，虽然很小但总是问题，这时我的父亲已经有了1957年的惨痛教训，已经十分谨慎小心，所以即便成为了“一打三反”的运动对象，但好像过关也不是太难，说清楚了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是在蒲江县大塘公社十大队参加的这场运动，作为有文化有觉悟的知识青年，自然应该好像也是这场运动推动方的生力军，在农忙还没有到来之际被抽调出来参加“一打三反”工作，其实就是做一些对运动对象的审问员记录员的工作。农村中解决这类问题的情况有时确实有些搞笑，有些事情甚至有些莫名其妙毫无人性，当年我就在大队参加了一项在大队书记一班掌权者看来必须要弄清楚的事情。

这是个什么事情呢？当年我们这个十大队纵深很长，有一些生产队就在大塘镇边，大概是一位农村年轻姑娘跟着一个老裁缝在大塘镇学做衣裳，但不知怎的后来未婚怀孕生子了，对一个未婚姑娘来讲本来这就是一桩难堪之事，稍有人性一点也就不了了之吧，但当年的运动不是如此，她被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被列为了一打三反运动的清查范畴。当时的情况是她要面对一群男人，被要求讲清楚孩子的父亲是谁？过程怎样？这种使人匪夷所思的混账事情，便借着抓紧一打三反运动的幌子粉墨登场了，让人恶心。好在农村中总有春耕夏种的忙时，所以这种荒唐的打着阶级斗争的幌子的运动随着农忙也就迅速的结束了。

1970年的我过得还是比较欢愉的，那一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带着东方红的乐曲使人真想听听从太空传递回来的这首颂扬伟人的歌声。因为成为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在参加一次县上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后与大塘公社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成为莫逆好友，常言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这位郑书记在我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一手操作让我在实际下乡时间还不到一年就被招工回城，成了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下属的石羊供销社一名员工，让我真正成了一名领工资养活自己的人。

回城参加工作时已经进入1971年，这一年发生了几件在人们意科之外让人感到无比惊讶的事情。一件是国际上中美关系的大事，1971年7月9日到7月12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了中国，在中国的48小时中基辛格与周恩来总理会谈了17个小时，会谈涉及了当时国际上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也包括中美关系问题，这在当年无论是对于中美还是对于世界各国，都是震惊世界的大事件。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对中国人来讲也是无比惊讶，不少的人还转不过弯，因为从建国初抗美援朝战争以来，我们接触到接受到的信息都是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头号主要的人，现在我们要与他们谈事情了，这使很多国人都需要在思想和认识上转一个弯。

当然不管怎样，大家还是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在这之前中苏交恶我已经数年，在1969年还发生了珍宝岛战争兵戎相见的情况，外界的压力使国人还是感到能够交一些新朋友也许是很好的选择。当年公布这一消息时，我正在金牛区商业局下属最大的龙潭供销社参加商业工作会议，所以会议上基辛格博士访问中国的事成了主题，当时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没有过多的报道，参考消息上有不少消息，会议中间小组讨论时都是由我在给大家读参考消息上关于基辛格访问中国报道。

1971年下半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更使中国人民震惊了，那就是9月13日被党的九大新党章确定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在乘机出逃中飞机失事坠落在蒙古温都尔汗。事情虽然发生在9月，但基本上是一个多月后才逐渐有消息传出，到年底才有正式的中央文件传达此事。比起基辛格访问中国，国人对林彪叛逃就更难以理解和接受了，后来经过将近一年的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大家才明白林彪是潜伏在毛主席身边的阶级敌人。

在揭露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国人也就了解到了发生在1970年第2次庐山会议上的重大事件。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原定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计划和战备等问题，为即将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做准备。但是，林彪、陈伯达等人为争夺权力进行的宗派活动，打乱了会议的进程。8月31日，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发表后，会议转向对陈伯达的集中揭发批判。会上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叛逃堕机，与1970年召开的庐山会议密切相关。

尽管感到十分惊讶，但国人最后还是很沉静的接受了这一事实，今天回过头来看，林彪事件的发生使当年大家产生了很多疑问，更使人们对有关方面的公信力发生动摇，大家至少要想倒几个很关键的问题：林彪作为已经被党章确定为接班人的人为什么要叛逃？他是一贯的反党反毛主席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会选定他作为接班人？当然，这些问题在当年的氛围下，是不便也不能公开讨论的，仅仅是一种思考与疑问。

回城之后才感悟到城市中的“阶级斗争为纲”已被发挥到极致，这种极致表现为几乎所有有目的的人都会拾起这根牙慧，用它去砸人。比如单位上的一些当年的造反派，都在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中被理抹整顿。这些单位上的造反派不像我们红卫兵，他们当年的造反其实与单位上的恩恩怨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以造反的面目用打击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名义收拾和整治了单位上的领导，现在单位上的这些领导又像还乡团一样回来成为当权派，他们已经不是走资派了，又官复原职成了掌权派了，这时该他们扬眉吐气了，他们在各种运动的名目下，追查这些造反派们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劣行，有的人甚至被作为“三种人”被清理和整顿。

但风水总是轮流转的，在经过两三年的压制之后，造反派们迎来了他们1974年的翻身机会，由上而下的“批林批孔”运动本质上就是要对这些反攻文化大革命的还乡团进行反击。我工作所在的金牛区商业局，也经历了造反派们以“批林批孔”为名集中起来开会找商业局当权派讨要说法，实际上就是要求分享权力，尽管会议的场面很难看，但一厢情愿的事情总是弄不好的，复出的邓小平在1975年开始的全面整顿，让他们的美梦破碎，还差点受到进一步的理抹。因为我当年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在与这些造反派交流时，总是很善意的提醒他们，形势的变化是很快很复杂的，做事最好多留点余地。

1975年，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开始全面整顿。全面整顿分几个步骤，包括：工业整顿，农业、科技、文教整顿，军队整顿，落实干部政策，以及制裁动乱分子，使得1975年各项工作特别是国民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也就是在这一年，结成“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也把毛主席提出的无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挥到极致，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长篇文章，以讨论资产阶级法权为名，鼓吹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理论。但不管怎样，邓小平在1975年展开和推动的全面整顿还是卓有成效的，这让人们看到了一点希望。

这一年我作为区委工作队的成员参加了胜利公社也就是今天的琉璃场镇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作为工作队和公社党委设立的基层政治夜校教员的培训老师，我要为全公社近200政治夜校教员讲授政治形势，这客观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还是比较难煞人的。一方面，要坚决贯彻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的方针，争取创造众望所嘱的大好形势局面，但另一方面对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张春桥那种大块头文章，也得要宣讲，于是我一方面讲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讲着资产阶级法权，另一方面又得讲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所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困难的，但米太多太杂了会使你更难！

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70年代以很艰难的步履沉重的迈入1976年，1976年注定是复杂多变的，那一年发生了很多惊心动魄让人铭刻在心的事件。年初的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这位以鞠躬尽瘁颇得国人尊敬与拥戴的国家领导人，在那个微妙的1976初年离去，为这一年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与走向带来很多变数，发生在这一年清明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便是以悼念周恩来总理为契机的。

因为1975年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无论是对人对事最终都不可避免的剑指文化大革命，仅管整顿带来了国民经济向好发展的大好形势，带来了国人的人心归属与期望，但就在周思来总理逝世前后，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全国掀起，“翻案不得人心”斗争口号在中国大地上震荡，邓小平的地位让人们再次担忧，他还能这样干下去吗？

我在这一年初便回到金牛区商业局机关工作，机关的日常工作似乎离阶级斗争远了些，春天刚过完，便有了四川省食品公司要购买商牛区商业局在西门苏坡桥任家碾土地的消息，意识到这是让我已在乡下呆了六年的兄弟招工回城的机会后，我便一门心思的把时间与精力都投入到这件事上，以至于连反击右倾翻案风这等大事都顾及不多，只是在为这一年的商业工作会议准备工作报告时按惯例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那段八股文字录入报告，也就是这样才让我多了解到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

那段时间，也有基层供销社的一些造反派跃跃欲试的想到商业局机关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会议，因为在1974年“批林批孔”开会时我已与他们交往较熟，他们中的有些人还成了我的朋友，于是也来找我聊天，把他们的想法跟我说一下。这次我就直截了当的给他们泼冷水了，我委婉地告诉他们，高层的反复会长期存在说来就来，处在基层就不要当枪和炮了，把自己的稀饭吹冷，相安无事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有了1974年那次反复的经验教训，他们最后还是听取了我的建议，没有来商业局生事。

进入4月初，因为传统的清明节要到了，从3月下旬起北京天安门广场，特别是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便有祭祀花圈与祭文出现，北京的市民开始了自发祭祀周总理的活动，声势与规模随着清明节的即将到来越来越大，祭文的内容与措词也越来越尖锐，最终北京市有关方面进行了清场，这一事件被称为“四·五事件”或“天安门事件”。当年在成都春熙路和盐市口，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只不过规模较小，影响也不是太大。

“天安门事件”一个直接结果是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到，在1966年4月7日晚公布的中共中央两个决议中，第一个决议的内容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决议的内容是：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正在进行着的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天安门事件后特别很清楚明白的表达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进入夏天，成都的氛围突然有些紧张起来了，是什么事呢？原来从各个方面传出一些消息，讲四川西部有可能发生大地震，因为一直是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在广泛传播，而权威部门一直没有公开信息发布，于是情况就更为混乱，大家都纷纷搬出家，在空旷之地搭建了一些简陋的居住点，以躲避地震。就是在这一片忙乱氛围中，1976年7月6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委员长在北京因病逝世，这是继周恩来总理1月9日逝世后的1976年第二位逝世的国家领导人。

成都的混乱还在继续，传闻中的四川西部地区的地震始终没有降临，在一片焦灼和不安情绪中，人们最后见到的是唐山地震，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在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强度里氏7.8级地震，震中烈度11度持续约23秒的地震造成242769人死亡，164851人重伤，是位列20世纪世界地震史死亡人数第二，仅次于海原地震。发生在唐山的地震，无论它的震级还是伤亡人数都让人们感到震惊，从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到“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发生，半年内两位国家领导人相继逝世，1976年上大半年国内的政治局势也很紧张与混乱，人们在流言传播中把唐山地震视为不祥的征兆。

因为在唐山已经发生了震度很大的地震，加之政府和国家有关权威部门也出面向人们解释和宣传在成都平原上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是很小的，于是成都逐渐恢复平静，人们也前前后后回到家中居住，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重新开始，我所工作的金牛区商业局也在人们恢复了平静之心后，开始了正常的工作运转。

1966年9月9日，一个异常的不平常的日子，大约从上午10:00左右开始，就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频频的播送将在下午4:00发布重要消息的广播，让人们预感到这一天将要发生特别重大的事件。下午4: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放了一个悲痛的消息：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伟大领袖的逝世，让国人震惊，更让国人悲痛！

掌舵国家的伟人离开了他的国家离开了他的人民，而他的国家与人民，因为他的逝世在倍感悲痛之余，也在茫然的思考着未来，国家将走向何方？悲痛和茫然之际，从北京传来一个让全国人民振奋的喜讯：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主席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喜讯传来，举国上下欢呼庆祝，人们奔走相告，庆贺这一作恶于国家与人民的反党帮派的溃灭。

人们期待着政治生活会有大的变化，但很快就发现尽管“四人帮”被粉碎了，但一直持续着的政治风向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党和国家大的治理方针仍然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仍然被在实践着。1966年的最后几个月，人们一直在思考国家的发展路线会不会有大的调整和改变，人们期盼着改变，但最后得到的是失望。在1966年的最后几个月中，一种“两个凡是”的说法在不同的场合流传和宣扬，这个“两个凡是”最后在翻过年的196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被明确的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复杂多变的1976年终于过去了，我在这一年中一如既往的在金牛区机关从事着该有的文字工作，使人倍感欣慰的是，我在这一年终于抓住机会，办成了把我的兄弟从呆了6年的农村调回成都工作这件大事，也完成了让妹子办理留在成都市免下乡当知青的手续，尽管为办成这两桩大事，我已经筋疲力尽，也知道个人后边的路在单位上已经很难走下去了，但我毫不后悔，能完成这两年件当年的大事，对我来讲是一个兄长应尽的责任，谁让我们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中有一个不尽如人意的家庭呢？

带着“两个凡是”的疑问与茫然，人们迈入了1977年，这一年发生的好几个关键事件，大至国家小于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把传闻了近半年的当年高层治国方略明朗化公开化了，也是这两句话，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与探索。

从简单的常识和常理看，这两句话是不妥当的。一个人，不管他是领袖还是平民，不管他是伟人还是庸人，不可能一生中讲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作出的每一个决定和指示都是正确的，因为世上没有不出错的人，这是常识也是常理。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不可能一生中作出的所有决策所有指示，都是没有不妥之处的，“两个凡是”是把事情绝对化了，毛主席自己是从来没有讲过他所做出的任何决定和指示都是正确的，事实上他在不少的时候不少的地方都讲过，只要是人就会出错。

进入1977年后，我又按金牛区的惯例参加了陈佐国副书记带队的工作队，到龙潭公社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按照当时的政治背景，是需要我照旧像1975年在胜利公社一样，向大队生产队的政治夜校教员宣讲这个“两个凡是”，如果真是这样我一定很为难也不情愿，不过这种为难和不情愿的事情最后说没有发生，因为在1977年公社下边的大队生产队都没有再设政治夜校，当然也就没有政治夜校的教员来听我宣讲了。所以，我有些时候还是很感慨上天总是比较眷顾我的。

“四人帮”粉碎后，举国上下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很高，这其中有很大的原因是大家看到了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邓小平的决心和魄力给大家带来了希望。进入1977年，这种呼声益发高涨，所以从政治的角度看，年初的两报一刊社论明确“两个凡是”也非偶然，大家记忆犹新的是时隔还不到一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后，中共中央作出的两个决定，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的，如果要按“两个凡是”办，邓小平是不能复出的。作为一位政治家，邓小平一直都是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指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毛泽东思想，他以自己为例说如果要按“两个凡是”，他就不能平反，更不能复出。

事情发展到1977年年中，在华国锋主持召开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1977年7月17日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个决定为党和国家带来了希望，也给国人带来了希望。就说像我这样的在77、78年迈进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复出，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邓小平复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恢复了高考。

有人曾经戏称恢复高考让尚在农村做知识青年，还是已经回城当了工人的“老三届”考进高等学府读大学，是一举改变了“老三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仔细想来这不是戏称，客观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政治上考入高等学府大学毕业就是国家干部，国家干部的政治地位是知识青年或者是工人不能比拟的；经济上，大学毕业后的工资收入是行政22级，相当于工人5级工，而那个时候即便已经招工回城当工人的工资也仅是二级工，更不用说尚在农村的知识青年了；文化上那是最现实的，“老三届”知识文化程度最高的高66级，已经是接受了全面的基础初等教育，而在大学里边能够接受到的是高等教育。回顾过往的一生，我确实无比庆幸自己能在1978年9月通过考试进入大学，尽管在此之前有因为政审过严而在1977年高分但没有被录取的遗憾。

尽管在邓小平复出后，很多类似于恢复高考制度的具体问题解决了，甚至比恢复高考制度更难的很多具体问题也解决了，但“两个凡是”作为一种治国方略的存在，不仅限制着国家的发展向好的方向变革，也让人们在实际的具体问题解决中经常感到疑虑和困惑，甚至有一种严重的危机感。事实上，在“两个凡是”的指引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仍然是治国大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仍然在被发展被实践，它使人们经常要想起毛主席曾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每七、八年还要来一次”的预言。

于是，必须要直面“两个凡是”是否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了。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由讨论“两个凡是”所引起的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逐步深入深化，从而引发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辩论，这场大辩论在1978年达到高潮。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给予否定。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

当年我是十分关注这场大辩论的，我很懵懂感觉到这场大辩论似乎与我个人的命会有关连，我希望“两个凡是”能被否定。这种懵懂的感觉是有直接的触发因素的，这是因为我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高分而因为政审问题没有被录取，失望之际因为被贵人毕老师告知1978年的政审标准放宽的可能性很大，而思想解放是政审标准能否改变的关键，所以懵懂中感觉到个人的命运与这场大辩论有关。这场大辩论以“两个凡是”被否定的圆满结果结束，而我也在再次参加1978年高考后顺利进入高等学府。

思想的解放让1978年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改正”了55万名“右派”，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主富农等家庭出身；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的予以改判和平反。所有这些等于直接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伴随着这些接锺而来的喜讯，我也在1978年十月迈进了大学的校门，进入大学两个月后，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和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

将近30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终于要寿终正寝了，它带给了亿万中国老百姓难以言状的苦痛，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工作重点，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到来了。我从这个时候开始，度过了4年的大学学习生活，“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折腾下走过了30年，31岁迈进大学的我特别珍惜这种接受高等教育的生活，期望着能真正学习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成为一个能为国家做贡献的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很快就进入了70年代最后一年。1979年一开年，就迎来了中美建交的喜讯，由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被打破后，双方经历了几年的磨难，1978年在邓小平亲自主持谈判下，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结束了两国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一个月后，1979年1月28日至2月4日，邓小平以中国副总理的身份访美，陪同出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在飞机上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回答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邓小平访美一结朿返国，1979年2月17日，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中国边防部队对侵犯中国领土的越南军队进行自卫还击作战，一个月后的3月16日在完成作战任务全部撤回国内，中国军队的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打击了敢于挑衅中国的国际上一切反华势力，捍卫了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伴随着中美建交和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历史的车轮滚进了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

第四章 解放思想的八十年代

有人说，在我们老三届伴随走过的新中国70年中，充满改革开放朝气的八十年代是最令人难忘十年，也是感到最自由放松的十年。解放思想是这十年的主基调，在冲破了30年的思想束缚后，人们以自己难以想象的宽度深度和力度在思想解放的大道上狂奔。其实，经过了三十年思想禁锢的人们，他们首先需要解放的是自己的思想，在解放了自我的思想中的那个禁锢与朿缚之后，才谈得上对外部世界的思想解放。

但不管怎样，这个让人思想自由开放的八十年代终于迈进来了，回过头看，应该感谢七十年代末那个“两个凡是”的提出，让人的思想禁锢达到了极至，所以当“两个凡是”被否定之后，人们的思想解放随之也达到了一个高点。当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之后，很多从前根本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象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了。

思想一经解放改革就接踵而来，与人们日常生活关联最为密切的经济改革来得最快。农村中土地联产承包到户了，工厂中不同层次承包责任制出现了，与此伴随的是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人们日常生活极为需要的农副产品和轻工业品像奇迹般地涌现出来了。而在城市中，令人惊讶和耳目一新的“万元户”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出现，第一批万元户不是出现在工人中农民中机关公职人员中，而是出现在那种做小生意小买卖小经营的社会闲散从业人员中。

八十年代初，在我的住家附近，一位邻居因为家中的孩子就业不顺，没有分配到工作的孩子在父母的支持下在青羊宫租赁了一间门面房卖抄手，因为距省人民医院很近，来小店吃抄手的人络绎不绝，生意不是一般化的好，他们自己保守的说，月入1000是没有问题的，这样不到一年，原本在家待业吃闲饭的青年人，成了邻居中的“万元户”。万元在今天已不是什么大数字，而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当年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就是30元多一点，由此可见当年的万元户确实是真正的富翁呵。

富起来了一小批人不是主格调，浪漫灿烂的是更多的人在思想解放的年代享受着他们的美好时光。八十年代那是一个告别物资短缺的年代，那是一个告别知识短缺的年代，那是一个告别精神短缺的年代，那是一个告别思想短缺的年代。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万事万物都散发出蓬勃的活力。也许是被禁锢的太久了，物极必反使各种各样东西都来登台表演一番，大街上既播放着邓丽君的歌声，也响彻着老一辈的怀旧音乐，既有西装招摇过世，也有中山服庒严登场，一个万新的世界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80年代的头两年，我大学一毕业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当年那个地方还应该算是资格的农村，至少叫郊区吧。住在那里虽有远离城市之感，但也感到现代化城市在思想解放中百花齐放的气息和氛围。六、七十年代物质短缺之苦确实是告别了，记忆犹新的是四川财经学院的食堂，做出来的回锅肉、鱼香肉丝等美味那是价廉物美，让人尽情享受。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四川财经学院，整个校园种满了栀子花，栀子花盛开的时候满园香味，让人美不胜收，美食加花香应该是神仙过的日子了。

思想的解放必然带来对文化和知识的追求，读书提高学历成了八十年代初很时髦的追求，从刚毕业的中学生到年近30的成年人，都在通过各种渠道学习知识提升学历，四川财经学院也应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要求为全国银行干部举办大专学历的干部专修科，我在给这些来自全国银行系统的干部的上课过程中，也结识了一大批金融界的青年干部，学生加朋友的双重身份也使我今后受益匪浅。当然更为普遍的是198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大学使一大批在职的干部通过这种远程学习的方法，增长了知识提升了学历，我在给四川省商业供销系统做电大班的辅导工作中，既改变了家庭经济窘迫的状况，又结识了一大批商业供销系统的干部。

八十年代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两个核心的问题，一个是让那些应该或者说可能脱离计划的东西尽可能的尽快从计划中抽身出来，特别是轻工业主要是日常用品生产中的一些问题，诸如生产什么产品、原材料从哪里来、产品销往何处，都不再由计划部门决定，而是由工厂根据市场自己去决定，这个问题的解决似乎难度还不是特别的大，因为思想的解放，使得80年代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追求品位提高了，消费自然也增长了扩大了，有了市场轻工业脱离计划经济转向市场也就比较容易了。

另一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了，那就是价格的放开。计划经济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扭曲了价格的关系，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计划决定的，所以当年的价格体系中确有很多奇葩的东西，在今天看来荒唐得可笑。比如大米的价格，各种原因一直控制在一角几一斤，这种靠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维持的价格，完全背离了价值规律，某个意义上来讲是对农业和农民的掠夺。至于靠财政补贴维持着的能源低价格，比如四分钱一吨的自来水，也让计划经济自身苦不堪言。但是这个扭曲的价格体系维持了几十年，谁也不敢轻易的放开，但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价格应该由市场来决定，但放开后会是什么局面，影响和责任的重大，使得价格体系的改革迟迟迈不开步子。

虽然有难有易，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终于迈开了步子，取得了相当的其实是可观的成就，它的具体表现就是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过得宽裕了。原来凭票供应的很多主副食品及相当多的日用轻工业品，机制一旦放开物资也就涌现出来了，票证也就逐渐告别了人们成为历史文物。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当时追求思想解放的人们，其实首先自身就需要思想解放，否则他也不能适应客观实际，比如象肉蛋、油糖、烟酒这种日常消费品，产品像潮水般涌进市场的时候，连购买者自身也是出其意外的惊讶：这些东西怎么会这么多呢？当年为什么没有呢？在计划经济机制下生活了多年，习惯了物质匮乏的思想，显然也需要彻底的解放一下，把思维从计划转向市场。

当然经济体制改革中也不是没有困境的，80年代初生产与流通领域使得货币量的需求大增，为了适应生产和交流的需要，增发货币显然是必要的，但增发到什么程度是适宜的呢？这个金融领城中的新问题也在考验着人们的智慧。1984年夏天我在应邀参加的一个只有15人的货币必要量研讨会中，曾经做过一次当年货币发行多了一点的发言，但是没有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两个月后的国庆节前后，爆发了新中国也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抢购风，让人们认识到了金融这个影响和调节市场最佳手段的重要性。

经济体制改革使我这个专业是理科数学转而研究数量经济的财经院校老师有了一个最好的活动舞台，1982年我毕业到了四川财经学院也就是今天的西南财经大学后，在数量经济和企业管理所进行的科研取得了相当的成果，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是各种因素一个综合的结果：数学专业的技术、西南财经大学的平台、进入四川财经学院后对国内经济管理学课程的学习、以及出身商业世家和自己在国营商业数年工作对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熟悉。所有的这些因素的综合，出现一些比较合乎客观实际的科研成果也就不奇怪了。

思想的解放使得从事业务和技术的人逐渐更想使自己从事工作更单纯更技术更专业，所以他们不太喜欢一些与技术和业务不相关或者说相关不大的因素的干扰，说具体点就是对促进技术和业务发展没有什么关系或者关系不大的人与事，最好远离一些。客观的说，这种想法很自然，既然你对我帮助不大甚至没有帮助，那就别来烦我，别一天到黑对我想要专注的事情指手划脚评头评还。记得当年教研究室中一位年纪比我长五六岁的老师，就曾在每周星期二下午都要进行的教研室聚会上，明确的提出我们这种聚会应该只研究业务问题，也就是教学和科研的问题，其他的问题比如政治学习，他直言请少来。

这位学长教师是当年四川大学的老五届，四川大学四清运动中虽然没有公开的整学生，但因为当年他是白专的典型吧，其实后来他是被划成右倾学生的，他也因此受到了毕业不予分配的不公平待遇，按当年的说法，他是属于应该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列的。时隔不到十年，我想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应该他自己也感到惊讶，思想解放的力量就是这样使人们去想他不敢想的事，去做他不敢做的事。

这位学长老师希望少一些政治学习多一些业务研究，实际上代表着当年很大一批人的倾向性思维，从个人的角度看，这种想法与诉求到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但把这种思想倾向放到一个比较大的范围中来，问题似乎就比较严峻了。事实上当年在企业中，已经出现了党政分离的情况了，也就是在以生产与经营为主要工作任务的企业中，厂长经理们基于市场竟争的激烈，希望在经营管理上有更多更大的权力，而不要事无巨细大小都按原有的机制由企业党委或党委会讨论决定。

这里需要说一下当年这个时间节点的前后，企业管理的机制和模式，建国以来特别是通过60、 70年代的洗礼后，当时企业管理应该说党委书记是一把手，厂长经理是在党委书记的领导下进行管理工作的，规模一般的企业都是党委书记说了算，稍大一点的企业就是在党委会上讨论企业的各类问题，包括生产经营问题，厂长经理在某个意义上就是一个执行环节。让企业进入市场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适应市场在市场竞争中取得先机，厂长经理们要求扩大权利的诉求也就很自然和正常了。

事实上到了80年代的中期，很多企业都实行了党政分离，也就是党委退出了经营管理的范畴，生产经营的事情由业务上的厂长经理们自己决定，党委在企业中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支持厂长经理们把经营管理的事情做好。应该说这种管理机制的调整，从当年的实际效果看，还是对企业经营生产有积极效果的。但是这个事情有一个度的问题，掌握不好就会涉及到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那就是党的领导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本质和根本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必然要触及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令各方面都十分敏感的问题，其实因为企业是以生产经营这种经济活动为主的，党委原来的权威性领导退一步似乎影响也不会很大，事实上80年代的很多企业的党委都退出了生产经营范畴，把生产经营管理的事由厂长经理们全权领导。但如果把这个问题往更大更宽更深的层面上讲，就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应该说一直是一个犹犹豫豫反反复复的问题。

关于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则，在七十年代未也就是1979年“西单墙事件”前后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就这个问题明确的有个指示，那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０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小平在讲话中明确的提出了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八十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进行过很多探讨和尝试，但这个问题举足轻重，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进展并不是很顺利，它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和干扰。1986年，胡耀邦任党的总书记时，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不少推进，包括在企业中党委放权让厂长经理自主经营和生产，实际上是得到上层认可的，本质上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小部分内容。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从1986年10月开始，在北京合肥上海等地发生学生上街游行示威的学潮，引起各方面关注。1987年1 月1 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技大学领导班子，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方励之被开除党籍并撤职，1 3 日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王若望被开除党籍，2 3 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宾雁被开除党籍，各方面开始批判他们“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

1987年1月10日至15日，在党中央一级召集了党的生活会，会上胡耀邦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辞去中央总书记的要求。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接受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代理党中央总书记。继续保留胡耀邦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职务。会议强调：全党要继续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各项内外政策，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实行全面改革、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

在八十年代中叶紧锣密鼓的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那段时间，我在西南财经大学任教，也许是财经大学的缘由吧，西南财经大学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科学研究是十分重视的，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身处财经大学的老师们在科学研究上更专注经济体制改革一些。我也是如此，继1984年参与了国家科研项目《货币流通必要量的计算》后，1987年又受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的邀请，完成了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保险研究所主持的国家科研项目中的《保险总准备金适度规模》子项目研究。

八十年代中，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还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就是中国体育健儿在国际大赛中崭露头角，特别是中国女排。1984年7月28日至8月12日，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中国派出了300多人的代表团，全面登上奥林匹克舞台，共获得15金8银9铜，金牌数列第四位，成为世界体坛的一支重要力量。1984年8月8日，中国女排3:0战胜东道主美国女排，夺得奥运会冠军，首获世界大赛三连冠。

从1981年开始到1986年，中国女子排球队在世界杯、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上，五次连续夺得世界冠军，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连续5次夺冠的队伍。取得了辉煌的世界大赛五连冠。1981年中国女排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赛上，经过7轮28场激烈的比赛，以7战全胜的成绩首次夺得世界杯赛冠军。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中国女排在世界锦标赛再次夺冠。1984年的奥运会的夺冠，实现了中国女排在三大赛中连续夺冠的三连冠。之后在1985年的世界杯赛与1986年的世界锦标赛中又蝉联冠军，实现了八十年代中国女排在世界大赛上的五连冠。

有句话叫无巧不成书，1984年中国女排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取冠军实现三连冠，回国后他们第一站的训练和短暂休息选在了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而中国女排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逗留的那段时间中，我也正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我在那里做什么呢？是参加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组织的一个关于当年货币发行量的研讨会，讨论1984年货币发行是否正常，我在前边的回忆中曾经记叙到我在会上发表了当年货币发行超多的观点，比较遗憾的是没有引起重视，两个月之后爆发的全国第一次抢购风证明当年的货币确实超发了。所谓比较巧的是，我们那个会议是在河北避暑山庄举行的，那个时候女排也在那里。

我们和她们同住在一个宾馆，一日三餐也在同一个餐厅，所以我就突然萌发了一个想法，想请女排的队员们在我为参加那个会议所撰写的论文上签名留念，这个事情在操作上还有点小故事，因为请女排队员在我的论文上签字毕竟有点唐突，于是有一天我在自助餐厅里取菜时，正好碰见女排的张蓉芳也在取菜，于是我故意用四川话与她搭讪，还真应了那一句“它乡见故人”分外亲切的话，张蓉芳听见我的四川话，也就与我聊了起来，于是我趁机再告诉她我是在这里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想请她和她的队友们在我论文上签字留念，张蓉芳不仅自己高兴的签了，还招呼其他一些女排队员都来签了。

前面的回忆中曾经提到，八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比较艰难的是价格体系的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价格体系是不健全不科学的，由计划所确定的价格有的甚至是扭曲的，这样的价格体系是不可能放到市场经济中去的，但价格体系的改革又必须要进行下去，否则谈何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呢？八十年代的最后几年，价格体系改革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瓶颈，怎么样逐步把价格放开，最终实现价格体系由市场来决定，一直是当年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攻坚战。

1988年出现的建国以来第二次抢购风，为价格体系改革蒙上了阴影。1988年新春伊始，各种涨价的小道消息便在坊间流传，民众的消费心理受到挑战开始发生了波动。3月份国家即将对一些主要农副产品零售价格进行调整的消息传出，部分地区主要是大城市的民众出于对涨价的担忧，开始抢购各类商品当然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引发了1988年第1轮抢购风。5月国家决定放开四种主要副食品的零售价格，证实了此前坊间的流言，民众的神经再次被触动，抢购之风又起。7月28日，国家决定对13种名烟名酒放开市场价格，当天全国各大城市就出现了抢购名烟名酒的风潮，8月初，有小道消息盛传，从9月1日起，各种商品将全面涨价，抢购风潮再起。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价格闯关”的消息，当天就出现抢购狂潮，这一次抢购风潮波及面非常广，抢购风不仅发生在大城市，而且迅速席卷全国中小城市和部分乡村地区。价格体系的改革才刚起步，就遇上了脆弱到如此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确实使问题很难了。

突如其来的全国性抢购风潮，使社会的经济秩序陷入混乱，严峻的形势引起了国际国内的普遍关注，导致了民众的严重不安，也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广大民众对改革的信心。如何应对这一局面成为决策层面前的大事。高层的决心是坚定的，邓小平在9月听取了价格改革和抢购风潮的汇报后说：“价格没有理顺，就谈不上经济改革的真正成功。我们准备用若干年时间把价格初步理顺，最终达到面向世界市场。”

1988年9月26日-30日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为深化改革扫清道路，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两个重要文件。会议同时确定：治理整顿最迫切的任务是确保1989年物价上涨的幅度明显低于1988年，并把这一点作为1989年一切工作的中心，因此会议原则通过的《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不急于马上推行，而是建议国务院在今后五年或较长的时间内，根据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要求，逐步地稳妥地加以组织实施。

治理的效果是明显的，从十三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接连发出四十个条例、决定、通知，治理整顿经济秩序，史称“四十道金牌”，控制住了从1988年初开始的抢购风潮。但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价格体系改革任重而道远，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心理过于敏感消费行为近似荒唐，使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要过的价格体系改革这一关步履艰难，各方面如履薄冰，不得不小心谨慎而为之。

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发生了很多迷雾一般而结果让人遗憾的事情。1989年春夏之交，一方面，高层也在考虑逐步启动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而必须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十三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实际上触及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利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偏激情绪和行动，这就是后来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的“六·四”事件。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逝世，终年73岁。4月22日，胡耀邦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词，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人士、干部群众四千多人出席了追悼会。

胡耀邦逝世后，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内容的大小字报，北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以游行为主要形式的学潮。5月13日下午，北京市高校数百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从5月15日开始至5月19日，爆发了大规模的声援学生绝食请愿的群众游行，进而发展成为由北京学生发起的占据天安门广场的事件。6月4日凌晨4时半，戒严部队开始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广场上的学生开始撤离，至5时半整个清场过程结束。

1989年６月23～24日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会议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

国际社会对“六·四”事件采取了制裁的态势，比如1986年7月10日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恢复中国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缔约方地位的申请后，中国开始了与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双边谈判。1989年5月，中美第五轮复关问题双边磋商取得进展，谈判有望在1989年底结束。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北京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制裁，终止了中国加入世界关贸总协定的谈判。

当年在成都也发生了各高校学生到人民南路广场聚集的事件，但很快的演变成为社会青年聚集闹事，最终烧毁了人民商场。我从1988年底，半下海式的一边在西南财经大学工作，另一边在当时的一家民营企业担当经济顾问，到1989年四五月份，我在这家民营企业承担的经济管理工作也十分繁忙，加之在西南财经大学内除教学科研外还担任着西南财经大学科研处处级干部的职务，所有这些竟然使我无暇顾及学校学生们发生的这些活动，都到了事件结束后，有关方面在调查清理教师参与支持学生活动的情况时，才知道学校内部发生的学潮情况还是很严重的。

应该看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确实举步维艰，一方面它自身就有很多在思想上认识上还需要提升的各种问题，但另一方面激进的要求尽快尽深的推开政治体制改革的干扰也很严重，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这些问题，使得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六·四”件之后，因为多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几乎停滞下来了，甚至在经济体制改革上的步伐都有所放缓，在有些问题上甚至倒退了，直到邓小平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南巡并发表讲话之后，经济体制改革才又恢复到积极推进的状况。

我在八十年代最后两年中，因为一些很偶然的情况发生，使我一直徘徊在体制的边沿上，一方面我仍然是西南财经大学的公职人员，但另一方面又在社会上的民营企业兼职，这两年在当年被称为九十年代初下海潮的前奏，我这两年的状况正好对体制内外都有所认识和体会，这使得我最后虽然也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但并没有选择离开体制内，还是坚持在西南财经大学任教的同时，参与市场经济的各种活动，包括最后创办自己的公司，进行实现财务自由的各种市场行为。

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冲破了将近30年的思想禁锢，人们以难以想象的方式解放着自己的思想，以充分的想象力表现了对各种社会活动的理解，这种理解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改革开放，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让大家充分认识到，只有进行改革开放，国家才能强大，人民才能富裕，这为九十年代大规模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使国家和人民在九十年代中推进改革开放中有了长足的发展。

第五章 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最后一年发生的“六·四”亊件，不仅直接影响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基于很多可以理解的原因，也使一直进展比较好的经济体制改革受到干扰，有些领域的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后退了。始于八十年代未的东欧巨变也对中国的改革产生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迈进了以改革开放为主色彩主基调的九十年代。

我从1988年底开始，便在市场经济中摸索，主要是为一些民营企业做经营和财务管理工作，工作中是明显的感觉到改革的步伐在放慢，特别是民营企业不要说是发展，不少的民营企业实际上面临的是如何在困难的经济环境下生存下去的严峻问题。

已经过去的新中国的40年的历程告诉我们，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要坚持下去，中国经济的发展才有出路。1992年初，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进行了南巡并发表了他的南巡讲话，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

邓先生的讲话谈到了“姓社还是姓资”、“市场还是计划”等一系列当时在思想认识上还比较僵化的问题，再一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思想的解放使改革开放迈出了一个大步伐，也让九十年代成为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

从1992年开始，在中国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吸引下，大批外资涌入中国，首先到来的是港澳台资金，我在那一年接待了台湾著名歌星高凌风，他实际上就是在一批台湾商人的嘱托下，先来到大陆来了解投资环境的，特别是像四川这样比较内地的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

因为小平南巡讲话更进一步的解放了思想，使得在体制内的大量的工作人员能够以“留职停薪”的方式下海到市场经济中来，所以1992年起在市场逐渐活跃起来的情况下，一大批民营企业应运而生。那一年我已经在西南财经大学辞去了处级行政岗位，以不需要坐班的高校教师的身份，既在西南财经大学教学，也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开始在市场经济中游弋。

从1992年蓬勃兴起的经济发展势头很猛，使得在进入1993年后，通货膨胀的情况明显出现，为了稳定金融秩序，从1993年8月开始，中国人民银行通知各商业银行开展保值储蓄业务，用这种强有力的手段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从而保持了金融环境稳定，持续了好几年的保值储蓄，对当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小平南巡讲话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再一次掀起改革开放的新高潮。这一次的思想解放，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内容就是认同并且鼓励老百姓们可以以多种形式持有私人资产，而持有私人资产并且受法律保护是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所格守的信条，那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九十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支持与鼓励老百姓持有私人资产的是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兴起。

九十年化开始，房地产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出现这种情况正是因为进一步解放了思想的中国经济改革跨进了认同私有财产并给予法律支持和保护的深水区，1990年前后出现的大幅度降低房产交易税费的政策调整，让房产的交易流通通畅起来，这是房地产市场迅速形成的主要因素，当然国家住房制度的改革也对这个市场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九十年代中国房地产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以成都为例，九十年代前成都的商品房开发都在一环路以内或一环路边，从最早的棕北小区青羊小区到后来的抚琴小区都在一环路以内，玉林小区与双楠小区也在一环路旁。进入九十年代特别是1992年后，商品房开发的势头很猛，成都西边的白果林小区化成小区石人小区，很迅速的把房子建到了二环路边，尽管当时二环路才开始修建。

我当时有幸进入了市场经济搏击，为后来的财务自由争取到机会打下了基础，我所创办的公司有所盈利有所积累后，也把一些富余资金投向了房地产，整个九十年代我所购买的房子，最后留下来持有进入到20世纪的都有相当的盈利和增值，这种盈利和增值不是简单的翻翻，而是呈四五倍的增长。

中国的房地产是个奇异的怪物，计划经济下几乎没有商品房的概念，住房改革之前人们的住房都是单位上分配，这个时候中国的房地产产业几乎是个空白。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房改使得商品房的市场不仅有了而且突然很大了，于是房地产这个产业就一哄而起，九十年代这个产业的特点是多而小，企业很多规模都不大，一般一个项目就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

因为这些房地产企业的规模都很小，所以在经营中。都追求一个资金流通快回笼快，因此房价相对偏低。整个九十年代的商品房的价格，都在2000元一平方米以内，多是1500元一平方左右。无论是哪一方面，包括开发商、购房者及政府与金融机构，都没有想到九十年代过完之后，房价会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上涨，所以在九十年代购买了房产并且能够持有的便是赢家了。

我当时是半是明白半是无奈，从1992年开始，到1998年，先后购买了20多套商品房，其中约有不到三分之二的房子是作为当时生意上的融资手段购入的，后来在九十年代未我退出商海回到西南财经大学重执教鞭时，这不到三分之二的房子都作为清偿手段归还给了金融机构，但也持有大约10套左右的房子进入21世纪，这部分资产成为我后来能够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上实现财务自由的基础。

从这一点上来说，我应当是属于那种小心谨慎并且没有赌博心态的人。因为当时更多的生意人都一门心思把各种各样的资金，包括自有的借贷的都投入了企业的营运之中，当然做好了企业就做大做强了，但这是少数，更多的是很多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拼愽中无疾而终，企业终止时当年投入的资金都成为企业清算时的资产摆在那里，其实是一堆没有价值的破烂。

但我当时没有这样，除了维持正常的经营需要的资金为外，有时候有一些沉淀资金当然主要是经营利润，如上边所说我是半是明白半是无奈把它投入了房产和股市，当然也买了一些高档车。这种资产摆布按时髦的话来讲就是“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当时稀里糊涂的这样做了，后来中国房地产无论是产业还是价格都高速增长的时候，才知道这种歪打正着弄对了。

所以如果要总结自己在九十年代在市场经济摸爬滚打的收效结果，重要的还不是当时赚了一些钱，重要的是我没有把这些赚到的钱作为后来人们常说到的某人某人的“第一桶金”，去把企业做强做大。当时经营中确实也赚了钱，但最重要的是把这些赚的钱摆在了从今天的角度看是最该摆在的地方。

九十年代另一个引人瞩目的是股市，1990年底，沪深二市的证券交易所相继开始营业，上海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2月19日开业，深圳证券交易所于1991年7月3日开业。由于多种原因，两个交易所开业时乃至开业后相当一段时间，上市的股票并不多,开业当天上交所有8只A股上市，史称老八股，深交所有5只A股上市，史称老五股，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两家公司上市的A股并不多。

因为能够在沪深股市上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并不多，但当时的股份制企业还是比较多的，于是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场外交易的场所，在成都就形成了当年有名的红庙子股票交易市场。我当年的公司办公地址在蜀都大厦，所以很近距离的见证了红庙子股票交易市场的兴起和搬迁。在红庙子市场交易股票，就像在菜市场买菜一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十分有趣。

最鼎盛时，整个红庙子街交通被阻止了，遍街都是手持股份公司纸质股票的卖股者与持币的买股者，买卖双方面对面的讲价还价，谈妥了就一手交票，一手交钱。当时股票的价格波动也很快，有人戏称他在红庙子街的这一头买了某家公司的股票，穿过整条街走到街的另一头时，刚买到的股票已经涨了，他顺势就卖了，叫做走过一条街，赚了一笔钱。

在红庙子街上买到的股票，要分为两种情况，有一类后来确实在沪深股市上了市，你在红庙子买到的股票理论上也就是原始股了，上市后它的价格一般都会有大幅度的提升，所以这类股票是最翘的。还有一类是最终上不了沪深股市的，你买到后。就成了那家公司的股东。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分析判断的问题，需要去判断哪些公司的股票下一步最可能在沪深股市上市。

我当年手中就曾经持有大约15,000股在红庙子市场上被称作“小长江”的债券，他实际上是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发行的债券，这15,000股小长江债卷，最初就是我的公司的一位员工在红庙子市场上买的，后来几经辗转转让最后到我手中成了长期持有。这支债券后来是以封闭式基金的面目上了深圳股市的，上市时它的名称叫“基金安久”，我持有的15,000股在上市前的确权中扩股成为了50,900股。

这个“基金安久”一直在我手中长期持有，当年封闭式基金的每年分红是相当丰盛的，至少当年所分红的金额早已超过了它的成本投入。我一直持有它到由封闭式基金转为开放式基金，“封转开”确权时它称作“华安策略优选基金”，确权时扩股为123000股，我一直持有它至今，2021年10月它的每股价格曾达到三元多。

因为红庙子市场的场外交易在管理上几乎是放任自流的，所以后来也出了一些问题，加之红庙子街在市区繁华地带，也不能长期被阻塞交通，所以后来由政府出面，把它迁移到白马市街的城北体育馆内，因为是由红庙子迁到白马寺，当时大家戏称为“红迁白”，在城北体育馆的交易政府加强了管理，加之这种场外股票交易自然的兴衰过程，当年鼎盛一时的红庙子场外股票交易市场也就逐渐的清淡下来了。

我比较正式的进入沪深股市，应该也是90年代的最后几年了，那个时候我所办的公司在逐渐的收缩，无论是个人精力上还是资金上都有一些富余，于是也去沪深股市上去小试了一下牛刀。不试不知道，一试才知道牛刀不在自己手中，自己手中根本没有刀，中国股市的投机性使得沪深股市十分诡异，熊长牛短是它常有的态势，在实际操盘中是很难操作的，当然九十年代最后一年也就是1999年那一波“5·19”行情还是很鼓舞人的，“5·19”行情实际上是沪深股市的第一次井喷。

不过最终我在沪深股市上也应当称作赢家，这到不是我买进卖出的炒股，而是坚定的打新股，参与股票买进卖出的操作不多，即便买进了一些股票，也几乎是长期持有，所以最终还是获利颇丰。在股市中我的感受是绝不做短线，中线都不做，应当有价值投资的观念去投资股票。我这个理念还是得到了多方面的认同，2017年中央电视台经济2频道“投资者说”专栏曾为我做过一个专题片，播出时间有将近20分钟，中心就是讲价值投资的。我的很多在股市上晃荡的体会，也在商务印书馆请我撰写并最后由它旗下《龙门书局》正式出版的《股市三部曲》中的第三部中有全面总结。

上边说到了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给我做了20分钟左右的《投资者说》专栏节目播出，以及商务印书馆特约我撰写的《股市三部曲》，那是货真价实的，这两样东西你在百度上去输入我的名字都搜索得到。但我想要说的不是这点，我想要说的是炒股最不能听的就是专家的话，我都上中央电视台讲股市投资了，也出了洋洋晃晃七八十万字的《炒股三部曲》专著，也在股市上赚了钱，我应该算是一个专家了吧，但恰恰像我这样的专家给你讲的股市投资，无论是理念还是操作方法千万不能听进去，更不能信，我能给你的忠告一是千万不要迈进股市，二是即便按奈不住进去了，那就按自己的感觉去操作，千万不要听像我这样的专家的话，这样即便是输了亏损了心里边也坦然舒服。       

现在回过头去看九十年代的房地产市场，它其实的市场机制是健全的。首先是政府，当时政府的财政还没有“经营城市”的概念，所以也不是土地财政，税收充盈是来自于改革开放中蓬勃发展的实体经济的。我记得当年市政府的主要政绩目标是府南河改造，为了推动这个改造，五个城区各自都握有一二环路之间的500亩土地用于招商引资改造府南河，我在1992年就是这样被时任书记的陈佐国招商进金牛区办企业的。

其次是开发商，一个项目就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小规模经营，如果是要进行旧城改造，那得自己进行拆迁，如果是一二环路之间的新区建设，那得自己面对农户的青苗赔偿，自有资金一般把这两项工作做了就差不多了，房屋的建设还得靠银行贷款与建筑商垫资，所以也没有囤积土地靠土地升值盈利的概念，更没有这个能力，也是在很正常的修建商品房，尽快开发尽快建设尽快销售出去以保障资金链和盁利的正常。

房屋的购买者当时确实都是刚需，至多是改善型的刚需，没有现在把房屋当做投资这个主要投资手段的概念，买一套房主要是自己居住，即便要投资也是一些小户型，目标主要是租赁出去收房租作为收益，那个时候不大容易想象得到后来房价会长得如此凶猛，所以很多的人没有把投资房产作为理财的主要手段。至于我阴差阳错的买了那么10套左右的房子作为投资，我已经说过了也许那是半是明白半是无奈。

而金融机构在房地产市场上的运作，当时还没有按揭购房的方式，或者至少是按揭购房并不普及和普遍，所以银行在房地产上的信贷主要还是开发商把土地拿来做抵押，贷款的对象是开发商而不是购房人，这也决定了当时银行在推动房地产开发中所起的杠杆作用不会很大。

政府、开发商、银行和购房者，大家都很正常的在房地产市场中形成了协调的商品房开发销售和买卖关系，因此它的泡沫很小甚至几乎没有，基本上是一个很正常的房地产市场，如果后来的发展一直是这样，那就非常好了，遗憾的是后来的情况完全发生了想象不到的变化，最终形成了十分令人担忧的房地产泡沫。

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中，最终还是扭扭捏捏的认同了国人持有私人资产是正常的事，这在思想解放上是迈开了很大的一步，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知道这个进步有多大：曾经被当做五类分子的地主富农，就是因为他们在解放前三年持有的土地和房产达到了一定的数量，所以被划成了地主富农，享受了将近30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从有私人资产就是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也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也有有产阶级，到最终鼓励人们持有房产股票等私人资产，这当然应该是思想解放上很大的一个飞跃。

比较遗憾的是，国内的资产持有方式太少，严格说来就只有房产和股票二类。 A股市场是个捉摸不定的地方，他只有投机性没有成长性，有谁见过像A股市场在30多年中绝大时候都是熊市，牛市只有爆发性的几次并且每次爆发的时间都很短，而它的指数可以长时期的在一个箱体内徘徊，九十年代在1000~2000中徘徊长达十年，进入2000年后它也会长期蹲在3000~3500点，一蹲就是将近20年，中间只有很短暂的二次箱体突破后的上冲，一次是2007年的6000多点，一次是2015年的5000多点，这两次单边上升突破的时间都很短，你还没有反应过来清醒过来，它已经掉头下行了。这些注定了A股市场上的股票，不能成为私人资产持有的方式。

至于房市，我已经说过在九十年代，它是很正常的，它的发生发展以及它的运作模式，都是一个极其正常的房地产市场。但后来的发展就面目全非了，就2000年之后它成了又一个怪物，这一点我会在后边回忆进入2000年的两个十年年代中说到。变味了的中国房市，已经成为怪物的房产，它也许最终也不可能成为国人拥有私有财产的一条正常良好的途径与方式。股市那样，房市这样，国人持有私人资产的通道其实是很窄很窄的，从这一点实际意义来说，鼓励和支持国人持有私人资产也许很难落到实处。

九十年代推动着整个市场经济宏观面向好，市场经济是活跃的，逐步甩脱了计划束缚经济体制发挥着它市场的活力，但这也是有阵痛有代价的，在这十年中“下岗工人”是一个令人扼腕而叹不堪回首的概念，尽管有刘欢那首“从头再来”鼓舞人心的美好歌曲，但现实比歌曲更苍白更难堪，从头再来不是一句话，更不是一句歌词，他需要有条件有基础有机会有平台更要有胆魄。

在形成大规模的下岗潮之前，首先是一批中小企业，其中绝大多数是打着集体所有制企业旗号但实际上是按照全民所有制运作的企业。他们最早也在计划经济中占据一个位置，所以产品销路和原料来源甚至包括资金都不太难，脱离计划经济后，吃惯了体制大锅饭的这类企业完全不能适应市场，迅速的产品没有销路了，材料没有来源了，资金短缺了，停工停产是必然的。从这些企业中出来的职工，一部分可以被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所吸纳，特别是他的市场销售营销人员，其他的特别是生产第一线的员工，就只有在家待业了。

我曾经主持兼并了一个名字叫《成都市装潢印刷厂》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兼并的过程中与它的很多职工交流中，知道他们的情况实际很糟，他们的诉求也很低，实际上也只能得到那样很低的结果，也就是我们这种出资兼并的企业，能以为他们一次性买断工龄的名义，在政府为他们在社会保险中争取到的优惠中，由我们一次性的给他们交完15年的社保，然后不管当时是什么年龄，就只能坐等退休领社保退休工资了。相聊中问到他们以后怎么办？他们其实也很茫然。比较巧的是，若干年之后他们中一位姓罗的很健谈的员工，居然到了我们西南财经大学开由光华校区到柳林校区的校车，见到能有这种情况，我当年这个兼并主持还是感到有些欣慰的。

其实你千方不要以为是我们出资金趁这些企业之难落井下石，恰恰相反，是我们帮了他们。因为这种企业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他一点也不明白市场是何物，当市场经济汹涌而来的时候，淘汰是它的必然命运和结果，事实上它已经被淘汰了。我们去兼并它，至少可以提供200多员工购买一次性社保的资金，保证了他们退休之后有退休工资可领，因为凭企业当时的状况，工资都发不出来还谈什么交社保。所以像这种集体所有制小企业，他是千真万确希望我们去兼并他的，就在这个工厂附近有一个《成都水表厂》，在我们兼并了装潢印刷厂后，厂领导和职工代表多次找到我，希望能如法炮制兼并他们厂。

好在成都是一个休闲的城市，生活成本和费用不高，只要不奢求高标准，在这个休闲城市中还是可以生活生存的，“喝点小酒酒，打点小麻将”是当年很多下岗成都市民日常生活的一种常态和必然选择，某个角度上来讲也还是蛮不错的。当然这些企业中做销售的人员往往是容易找到出路的，我后来的企业中就曾经招了两个副总经理，都是这种集体所有制的丝绸工厂中的销售人员，因为他们多年做销售工作还是有很多人脉，只要改变他们的计划观念让他们学会如何在市场中去运作这些人脉，他们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当然他们在我的企业中的待遇就比他们在原来工厂高多了。

比较大型的一些国营企业，刚开始脱离计划经济体制时，似乎还不是太难，表面上看起来还挺风光，因为多年来国家投入的固定资产以及储备的技术人员，使这些企业转产适应市场有一定的竞争能力，但是有了市场并不一定你就稳操胜券，管理机制和思维的僵化以及行政人员的臃肿，使得它的生产经营成本太高，难以在市场竞争中坚持下来，所以也很快的逐渐被淘汰，这时大规模的下岗潮来到了。很多企业最终都是采取一次性买断工龄的办法，让为国家工作了几十年的工人们下岗了。到今天，九十年代那批下岗工人都到了退休年龄领着社保的退休工资了，但当年那种上有老下有小的境况一定还是使他们很窘迫的，很多事情都得有代价，下岗工人可能就是一种代价吧。八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把放开价格称作“价格闯关”，足以见得当年价格市场化这个坎必须要过，媳妇再丑总要见公婆，价格不能放开，也就不能叫市场经济，但这个坎八十年代并没有迈过，反而是进入到九十年代才逐渐解决了。同样的，九十年代的这种下岗潮，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必然，永远保留着这种铁饭碗，也不能称作市场经济了，当初下岗工人们一定很难很难，但这个坎也必须要过，而且当年也确实迈过来了，尽管后遗症是现在这批下岗工人年龄到退休了才解决的。让我们向他们致敬吧！

与下岗浪潮相辅相成的，是当年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从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1994年公司法颁布，结束了以往办企业明明是私营的羊肉但必须挂上集体所有制的狗头，并且必须有一个政府机关做主管部门才能注册成立的情况，按照公司法自然人也能注册公司了，这样大量的民营企业涌现了出来，这批民营企业在国企的下岗潮中，一方面吸收着国营企业的人才，但另一方面也确实为一些下岗人员增添了一些就业机会，我当年在自己办的公司和替朋友管理的公司中，就有大量的下岗工人再就业，尽管达不到刘欢先生“从头再来”悠扬歌声的高度和深度，但毕竟在下岗后有了一份新工作。

这种能够筹集到资金让职工一次性买断工龄的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当年应该还是景况较好的，也就是说他还有一些优质资产，能够吸收到资金解决职工的社保一次性支付，比如我所主持兼并的《成都装潢印刷厂》。一些境况更差的企业就麻烦了，员工下岗了，既没有资金一次性买断工龄，每个月能够发放的职工工资实际上也就是生活费金额也是每况愈下，经常是过着等米下锅的日子。我当年所办的经营丝绸的公司，为我加工生产丝绸的体制内工厂，200多员工每个月按最低标准约需要10万元发放工资，工厂的领导每个月都眼巴巴的等着我结算这个月的丝绸加工费，以便给职工发放工资，这也算是那几年我在市场经济就摸爬滚打中对困境中的这种企业的一点帮助吧。

所以九十年代这批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其实包括我的企业在内的绝大多数企业，最终因为多种原因，都是短暂的经营几年之后便不复存在，除了少数像我这样有一定盈利和积累而主动退出来的外，更多的还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各种原因导致经营失败而企业解体。但不管怎样，这批民营企业在当年下岗潮中，还是为相当数量的下岗工人提供了为数不少的工作岗位，这应该是他们对社会的一种贡献吧。

说到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生存周期总是相对不长，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几乎绝大多数甚至是所有的民营企业都是靠内需在做市场，中国人口虽然众多，但真正有消费能力的人并不多，所以仅靠内需赖以生存的企业，最终市场这块蛋糕总做不大，所以这类企业总是随时在诞生，但也同时随时在消失。整个九十年代，我们还没能够用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去，但比较庆幸的是，以邓小平先生为代表的最高层，一直都在为让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寻找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识，它的名字叫关贸总协定。入世的谈判十分艰难，但经过90年代一代人的努力，在进入21世纪之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目标终于实现了，他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融入世界经济提供了契机。

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能在年代末加入世界贸易组识，应该说为它立意的改革开放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既是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一个良好的结果，也是进入新世纪的一个极富想象力的开端，中国经济将在融入世界经济的前提下起飞，这个起飞将向世人展示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与大家庭中，会以惊人的创造力告诉世界：我们来了。

第六章 在世界经济中腾飞的新世纪第一个十年

上世纪90年代行将结束的时候，也就是1999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双方签署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这是行将结束的20世纪送给中国一份最好的新年礼物，它标志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最大的障碍也就是与美国的双边谈判与协议经过漫长的十多年历程终于完成，这事实上使中国迈进了世界经济大家庭。半年后，2000年5月19日，中国与欧盟达成双边协议，在最后与墨西哥达成协议后，2001年11月10日，在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审议并批准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正式迈进了世界经济贸易大家庭，作为世界经济的一员，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新的一个年代中展开了他腾飞的双翅。

虽然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强劲的改革开放，但因为我们和世界经济大家庭始终还隔着一个门，所以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力度和效果都受到一定的局限和影响。因为没有加入世界经济大家庭，所以我们不能让所有的行业向海外招商引资，这让以吸引外资为主要目标的对外开放受到了很多限制。同样因为没有在世界经济大家庭中进行广泛贸易，以内需为主的经济结构始终使经济体制改革迈不开大步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让这些都不是障碍了，所以进入21世纪后的第一个十年中，在上世纪90年代中就已经游刃有余的改革开放，迈出了让人惊诧不已的腾飞步伐。

首先是汹涌而来的各种外贸生产或者加工单，让中国人口红利有了机会，入世后没有几年世界工厂就基本上名副其实了，发达国家不愿意或者不屑于生产的人口密集型产品，尽数被我们揽入囊中,“made in china”成了世界产品的世贸招牌,用这个十年的开初和结尾两年比较，在很多国家开初那一年是能看到中国制造的产品是个惊讶，结尾那一年是在某国不能看到中国制造的产品才是惊讶。贸易顺差使我们的外汇储备惊人的增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所带来的财政收入也在惊人的增长，老百姓特别是参加外贸产品生产的迈向城镇化的农民工收入更在惊人的增长。

外资进入中国投资的速度，因为关贸总协定的签订，无论是我们开放的门槛降低，还是历来对我们有歧见的发达国家投资人，都争先恐后的涌入中国，想先手占领中国这块大市场。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经申办了好几个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包括我自己的中外合资企业，所以同省市外经委的联系较密切，也结识了好几位外经委的朋友，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得知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才是真正的外商投资中国的高潮来了，他们说他们都忙得不亦乐乎，并且直言他们现在接手的申报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投独资企业，才是真正的大手笔外商投资，我当年申报的那几个与现在他们办理的相比简直是小渣渣。

外商投资的飞速增长，以及进出口顺差的逐年增大，使得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这里也就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不管是外商投资也好还是贸易顺差也好，外汇进入中国境内后都要兑换成人民币使用，这就使得人民币发行的增量也有大幅的提高，从某个意义上来讲，进入流通环节的人民币多了，它实际上刺激了内需消费，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价格改革开放逐步深入价格体系在完全放开后市场的机制也基本形成，也刺激着国内经济的发展。这是货币增发的积极的一面。它也有消极的一面，就是带来了通货膨胀。好在经过90年代的改革开放后，老百姓的消费观念也逐步市场化，消费心理和行为逐步成熟，所以虽有通货膨胀，但市场总体还是很稳定。

增发的人民币到哪里去了呢？那就是房地产市场。进入21世纪后，上世纪九十年代比较平稳正常的房地产市场有了刺激性的发展。房改的逐步完成，国人已经有了私有房产的概念，老祖宗留下来的买房买地的观念很快在现代国人中变成了一种投资理念，加之银行对按揭购房的全方位大规模的推进，于是商品房开始成了国人投资的目标，尽管这个过程比较缓慢，刚开始有投资房地产理念的人还不多，但盈利效应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它，房产在逐步脱离居住的属性成了赚钱的工具。这种投资理念以及买卖房屋的赚钱效应，使得进入2000年之后的房价有了一个阶梯式的提高。

整个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房地产开发与交易都很活跃，成都的房地产开发发展很快，二环路以内的土地几乎开发完毕，正在迈过二环路向三环路靠拢，房价也由上世纪90年代的2000元以内翻了一翻以上，房地产业正在逐步产生泡沫。在政府有了经营城市的观念后，尽管还没有形成后来的土地财政的情况，但这种观念势必会逐渐催生着房地产泡沫的增大，银行的信贷投入因为政策化的按揭购房以及这种方式本身金融机构风险很小，对房地产信贷资金投入的增大也在使房地产泡沬被吹大。

我在这几年中，把九十年代购置的一些房产进行了置换，由老小区房置换成为电梯房，加之股市和其他的一些收入和盈利，也购买了一批房子，由于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了，时间和精力都比较充盈，加上一些政策性的原因，比如西南财经大学给员工到温江工作配置的商品房，所以这一个阶段我购买的房子价格还是很好的，如果考虑到购买这笔房子的主力资金是卖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房子的升值与盈利，所购买的这些房子真正的成本是较低的。

经济的发展也推动着股市的上涨，进入2000年后，股市逐步摆脱在1500点到2000点的箱体徘徊，逐步有所突破，最终在2007年年中上涨到A股市场从建立到今天三十年来的历史最高点，那就是2007年10月16日的6124点。同样也是因为精力和时间比较充裕，我在进入2000年后到这个历史高点的这段时间中，参与股市打新股当然也有少量的买进卖出，使得在股市上也有相当盈利，这个阶段段中所购买的一些房子，它的一部分资金就是这种在股市上的利润。

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的各种积极的效应在不断的涌现和展示，国家层面外汇储备增长了，财政税收增长了，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加使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飞跃发展，我们的城市建设虽然在设计理念和建设上还有所争论，但城市建设面貌的改观确实是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的很多基础设施，包括机场车站等交通枢纽、高速公路及各类公共设施的建设发展得很快，建设的成果也可以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建设相媲美，在具体的建设上，确实在很多方面超过了他们。

老百姓的层面，首先是收入增长了，不仅薪酬在增长，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收入在增长，收入增长的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在这十年的后期，家用轿车进入了我们不少家庭，倒过去10年，拥有私家轿车是绝大多数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事，当年把开轿车的人称作老板，事实上说明了只能有相当收入的人才能拥有轿车。老百姓收入的增长还表现在旅游上，出国旅游逐步普及到一般的工薪阶层，在巴黎伦敦纽约东京这些大城市中中国人的身影越来越多，逐步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正在改变着他们的消费观。

入世加入世界经济大家庭使我们的国门真正打开了，他让我们的国人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也坚定了各方面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当年入世谈判前后，曾经有一种对民族工业的担心，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外资不是洪水猛兽，民族工业的发展关键还在自身，很多事实说明了这一点。比如，汽车生产工业就是一个失败的典型，当年入世谈判中，曾经为我们的国产汽车工业争取到好几年的缓冲期，但行业没有利用好这个缓冲期，最终的结果大家是一目了然的 除象吉利汽车等少数民营企业外，绝大多数实力雄厚的国有汽车企业，在拼搏中失去了竞争力，只能引入国外汽车品牌才能生存，使汽车市场成了外资品牌的展示地。

但也有成功的例子，且不说当年雄霸中国市场的松下东芝等家电国外国品牌的节节败退，市场的大面积丢失使他们最终几乎撤出了中国，败在了国产品牌脚下。更令人瞩目的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手机，当年风靡一时的摩托罗拉爱立信等，不是最后也不敌国产品牌手机，逐步退出了中国市场。所以，当年惊呼狼来了，如果你不把自己视为羊，而坚信自己是虎并且真有虎的实力，会害怕那只狼吗？

这一个十年是国人分享我们加入世界经济大家庭后财富增长的十年，我在这一个年代初，彻底结束了上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中的所有活动，如释重负般的回到西南财经大学从事我所喜欢的教学与科研，说是如释重负真的不假，市场经济中那些生产与贸易，在中国这个市场经济规则不健全而国人又缺乏遵守规则习惯的环境下，做起来真的兴趣不大，它其实单调乏味得很，除了有收入利润能挣点钱外，就再也找不到能吸引人的地方了，所以当我能彻底结束所有的商业活动的时候，真的是如释重负了。

我在回忆这一个十年的工作的时候，讲到我着重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按照学院领导的重嘱与要求，接受并且努力上好了一直师生教学关系沸沸扬扬的《概率论及数理统计》这门课；另外就是参加了从2006年开始的西南财经大学通识教育改革，作为课程负责人承担了《科学技术史》和《大学物理》两门自然科学课程。当年承担这两门课程的主持人的时候，愿意出来做这个事的老师其实很少，西南财经大学其实也有不少理工科专业教师，为什么都不愿意上这两门课呢？后来在交流中明白，这两门课在西南财经大学说起来是通识教育课程十分重要，但实际中它对于提升学术水平呀科研水平呀，在评聘职称的时候还是很吃亏的，所以需要一步步往上走的年轻老师们不愿意承担这两门课程也就容易理解的了。

使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在学校中担负着对我来讲不算是特别艰巨的这几门课程的教学科研，但从宏观上却与国人们一起享受到了加入世界经济大家庭后的好处，这一点我在上边已经说到了，一方面是房地产作为投资的购置，另一方面是 A股市场在这十年中上扬并走到了历史最高点，使我在股市中也有相当利润。所以有些事情很怪异，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市场经济中做商业贸易，给国家是上交了不少税收，也解决了不少下岗工人的就业，个人虽有收入与利润，但所耗和所得似乎并不匹配，特别是所耗精力和时间不少。现在回到学校，从事自己熟悉和愉快的教学科研工作，同时还能享受加入世界大家庭以后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种种红利，确实使人不亦乐乎。

加入世界经济大家庭使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得到了长足的促进和发展，这十年的市场化的进程是上世纪90年代不能比拟的，更不用说上世纪80年代了。但是，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一些问题也发生了，这就是在国民经济体系中一些不该市场化或者说绝不能市场化的东西，在一些“专家”的鼓噪下也被市场化了，这带来相当恶劣的后果。是些什么不该市场化或者说绝不能市场化的东西呢？那就是社会民生中的医疗、教育、养老乃至住房，这些事关民生的问题，除住房以外医疗教育养老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没有被市场化，都是作为一种社会福利由政府在承担。

早在上一个世纪90年代后期，就有一批“专家学者”，以国家实施住房改革为矛头，提出了在医疗教育养老和住房全面市场化，他们把其粉饰为产业化，在鼓吹这几个领域都要全面产业化的幌子下，执意的要把这几个领域推向市场。进入二十一世纪，借我们加入世贸组织进入世界经济大家庭后各行各业市场化步伐加快的东风，在各方面各种利益的驱使下，终于如愿把这几个本不应市场化的领域推向了市场，实现了他们所谓的“产业化”“市场化”，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安定和谐带来严重的后果。

关于医疗教育养老和住房这四大民生问题市场化的研究与讨论，在我的回忆录中计划有专门的一个篇章来叙述，在那里我会更多的以一个学者研究这四大民生问题市场化的身份，探讨这四大民生问题市场化的形成基础、形成过程以及它们的后果与解决方法，在这里我着重以这四大民生问题市场化所带来的弊端，除了强调这四大民生问题不能市场化外，更多的是对这四大民生问题的市场化是在进入21世纪后形成的表示遗憾，我们加入世界经济大家庭，该市场化的我们市场化了，当然也有该市场没有市场化的，尤为遗憾的是我们把不该市场化的也市场化了。

医疗的市场化所带来的恶劣后果和弊端是最为显见的，在这一个十年的医疗市场化中，大批以盈利为目标的社会资本进入了这个领域，他们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运作方式，最直接的恶果就是加重了国家医保与病人个体的医疗负担，过度检查过度治疗可以说是这些资本所营运的医院的通病，这除了增加病人和家属经济负担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对本来有病的病人增加了生理和心理负担。医疗市场化的恶果还不仅仅在这些社会资本的医院中，就是公立医院机制上它已经不是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医疗机构了，它需要适应市场以市场化的手段营运医院，由此带来的问题也是相当多的了。

有“专家”曾经乐观的预估医疗市场化后，医疗的成本会降低，治疗的手段会先进而简化，但实际的运作结果恰恰和他们的预估相反，医疗的成本不仅没有降低，反而疯狂的增长，增长的幅度让国家医保和个人难以承受。治疗的手段并没有简化，反而日趋繁琐，君不见一个普通的感冒住院后居然被要求做各种各样高端的医疗器械检查，且不说这种普通的感冒是不是需要住院。更为恶劣的是医疗费用的增长在国家医保难以承受时，医保又出台了一些限制性措施以减轻负担，这除了直接加重了病人及家属的经济负担外，更为重要的是使国家医保与老百姓越来越疏远乃至对立。可以说医疗的市场化已经进行到这样的深度，它几乎让所有的医院都在按市场的手段营运了，似乎有点无药可救了。

教育至少高等教育要稍好一点，仅管没有象医疗一样成为市场化的重灾区，但市场化的恶果还是严重的，特别是初等教育和学前教育。说教育领域比医疗领域要好一些，主要是高等教育还保持着公办大学的优势和品质，简单的说公办大学还没有被甩向社会，还是由国家财政承担着生均费用和其他教育投入，所以公办大学虽然也有不少市场化运作的痕迹，但市场化在公办院校至少没有成为主流。公办院校没有被彻底的市场化，并不说明高等教育就没有受灾于市场化，在教育产业化的鼓噪下，大量的仍然是以盈利为目标的社会资本也进入到了高等教育的领域中，使得高等教育也几乎半个市场化了。

进入高等教育领域的各类社会资本，他们所办的大学我们称之为民办高校，你千万不要把国内这种民办高校，与国外发达国家的私立学校相提并论，国外的优质大学诸如哈佛剑桥牛津等均是私立大学，而国内的民办高校尽管也是私立的，但它们的办学品质却远远低于公办大学。使人感到担心的是这种以盈利为目标的民办大学，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无论是学校数量还是在校学生，几乎要占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关于这些民办大学在办学上的弊端，因为我曾经在长达十年中在三个民办高校担任院长，所以在我的工作生涯回忆录篇章中，曾有较为详细的描写，这里就不赘述了。

教育市场化的重灾区在基础教育与学前教育，与医疗领域一样，在基础教育和学前教育领域，市场化已成为主流。除了各种社会资本所创建的中小学和幼儿园，以其恶劣的手法但确是按市场规律运作后，他们已占了基础教育和学前教育的大半壁江山，而公办中小学和幼儿园因为来自国家财政的支持比高等教育要弱得多，所以公办中小学和幼儿园也不得不进入市场按市场的规律运行，他们就像很多公立医院一样，不得不按市场的模式与方法，在市场中营运自己。

至于养老，现在好像弊端还不十分明显，其实这仅仅是一个表象，养老的市场化在某个意义上来讲，不亚于教育的市场化，和医疗的市场化也有一比，至于他的弊端还不是很明显，是因为这个市场还不够大，简单的说就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使得现在相当多的老人，还是采用的居家养老的方式，还没有大面积大量的进入社会养老，所以尽管养老的市场化情况也很严重，但它显现出来的恶果和弊端，确实不能和教育市场化比拟，更不用说和医疗市场化相比了，但事实上养老的市场化弊端也是严重的。

住房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它和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按目前的状况，住房的市场化已成定局，似乎已经没有改变的余地和可能，所以似乎再说住房市场化的弊端有点说多余的话的味道，因此具体的分析就此打住吧，我只想强调一下自己的观点：那就是住房也是不能市场化的。

在兴高采烈的谈到21世纪中国迈入世界经济大家庭带来民富国强欣欣向荣的美好憧憬时，说到这些令人遗憾的被错误的市场化的民生问题，确实使人有些难过，但这些毕竟是问题的过度市场化我们确实不能回避，媳妇再丑总得见公婆，自己挑开盖头坦然面对，也许对问题的解决会更好些。

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除了得益于因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进入世界经济大家庭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那一个十年中，最高层顺应民心坚定的执行了“不折腾”国家治理方略。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上，担任了十年总书记即将卸任的胡锦涛在政治报告中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十年中坚持的治国方针与策略。其实早在2008年12月，胡锦涛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三不”：“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2009年“七·一”讲话中又重申了这一点。

这个坚持了十年的“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治国方略，恰逢我们签署了加入世界经济大家庭的关贸总协定，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在外部条件良好内部又安定下，经济怎么能不腾飞呢？改革开放在这样的条件下，当然是一帆风顺万马奔腾，国家富强了老百姓富裕了，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了，中国迎来了结束前30年混乱开始改革开放后最好的十年，国顺民安是这十年最好的写照，在这样繁荣昌盛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北京2008年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

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又称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8年8月8日晚上8时整在中国首都北京开幕。2008年北京奥运会共有参赛国家及地区204个，参赛运动员11438人，设28个大项、302小项，共有600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参加。2008北京奥运会有80多位全球政要参加开幕式，20多位政要参加闭幕式，其中包括54位国家元首、16位政府首脑、９位王室代表、１位地区负责人和４位总统夫人。北京奥运会成了一次奥运赛场外的“外交盛会”，也成为中国现代外交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更是中国人民最为骄傲的一次盛会。

与第29届夏季奥抹匹克运动会接踵而来的是第41届世界博览会，第41届世界博览会于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期间在中国上海市举行， 192个国家和50个国际组织参加上海世博会，如同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一样，这也是中国第一次举办世界博览会，上海博览会的盛况再一次全球宣告，中国已经加入世界大家庭了，全球化也是中国努力的目标。21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落幕时举办的这两个全球盛会向世界宣告，中国和中国人民会走向世界，为全球化尽自己应该尽的力，能够尽这份力的最坚实保证是我们已经思绪清楚的明白要“不折腾”了。

人虽然立志“不折腾”了，而大自然却宁静不下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中国，也发生了好几起大自然疯狂肆虐人类的突发事件。2003年初，一场起源于2002年底广东佛山的非典型肺炎突然在中国爆发，逐渐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直至2003年中期疫情才被逐渐消灭，截止2003年8月16日，中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治愈出院4959例，死亡349例，中国香港1755例死亡300人，中国台湾665例死亡180人；加拿大251例死亡41人，新加坡238例死亡33人，越南63例死亡5人，一场瘟疫侵扰着人类，中国首当其冲。

中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救治病人阻止传染。2003年4月17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之后，充分认识到了非典型肺炎的严重程度和潜在威胁，开始全力以赴应对，采取了包括人事任免在内的各种必要的紧急措施。中央宣布撤销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的党内职务，提名王岐山担任北京市代理市长，高强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举国上下以多种措施强力应对非典型肺炎。

措施是严格严厉的。当年我在西南财经大学任教，为防止扩散曾一度暂行停课，学校专门辟出黄楼1栋楼，作为外地出差返校师生的隔离点，凡是从外地特别是从省外回四川回学校的，均先行到黄楼隔离。现在回忆起来当年的管控措施虽然严厉，但极富科学性，所有的防治措施都有条不紊的进行，人们的自觉性也很高，西南财大的师生员工包括家属，都秩序井然的投入了防控非典型肺炎的工作。

非典型肺炎来得凶猛消失得也很快，进入到2003年夏天，非典病毒突然消失了，后来的研究中有一种说法是非典病毒在高温中不能生存，所以到了夏天气温上来了，它也就自生自灭销声匿迹了。到2004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禁令，表明中国内地抗击“非典”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一场突如其来的冠状病毒对人类肺部进行侵蚀严重危及人类生命健康的非典，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齐心协力的抵御之下，终于被战胜，人类在保卫自己的征途中又增加了一道光辉。

另一件突发事件是震撼人心的，也是使人沉痛的，那就是发生在2008年5月12号下午2点28分的四川“5·12”大地震。5·12汶川地震的震级为8.0级，地震波及大半个中国以及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国内北至内蒙古，东至上海，西至西藏，南至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均有震感，中国之外的泰国、越南、菲律宾和日本等国也有震感。汶川地震严重破坏地区约50万平方千米，极重灾区10个县（市），截至2008年9月25日，5·12汶川地震共计造成69227人遇难、17923人失踪、374643人不同程度受伤、1993.03万人失去住所，受灾总人口达4625.6万人，5.12汶川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451.4亿元。5·12汶川地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灾害损失最重、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

发生地震当天，我正在所购置的一处房子和几位工人在一起施工，这处房子在7楼，我们是在哪里的屋顶搭建一些阳光房。下午2:28，我突然感觉到脚站不稳身体晃动很厉害，因为我们的搭建需要电焊，所以我第一直观感觉是工人们的操作上出了什么问题，出于安全的意识我感忙四顾左右，发现工人们并没有操作，他们也像我一样拿着工具站在屋顶不断的晃动，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是地震了，赶忙往远处一看发现对门的房子在摇晃。当年的地震有两波，第一波大概持续了将近二十秒就停下来了，我正想组织工人们赶紧下楼，这时第二波又开始了，第二波的震动更大些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我当时的直观感觉是房子要垮了，因为它是在巨烈的晃动。在紧张和不安中，第二波震动停止了，工人们想下楼，这时我稍许冷静一些了，我想房子如果要垮，在屋顶也许安全些，从7楼跑到地面还是需要一些时间，这时又发生像刚才那样的又一波震动那就更危险了，所以我招呼着工人们呆在屋顶，约有10多分钟之后感觉到很平静了才快速的跑下棋。

因为我在另一个小区的屋顶上也有这种搭建的房屋，两个地方离得不是很远，所以我专程去看了另一处的搭建房子的情况，当然不敢上楼去看，从楼下远远的看来，屋顶所搭建的那些房子仍然很坚固的屹立着，我才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回到位于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校区北大门对面我所居住的楼盘光华园，这幢电梯公寓共有9层，所以也不敢上楼回家去，这时在小区旁边的地面上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也已经看到城区一辆一辆的救护车疾驶着向西边奔去，后来知道那是去救人的。接下来的几天都不敢回家，因为余震不断，都是跑到西南财经大学校区的空地上呆了好几天。

在进入世界经济大家庭后，到2008年我们也同世界各国一起经历了那一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年叫住“次贷危机”。已经加入世界经济大家庭的中国，同这个大家庭的所有成员一起，承担起了一个大国的责任。我们向世人展示，大家已经同舟共济了，就一定要齐心合力，共同的抵御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面前负责任的态度，让世界刮目相看，全球化也表现出世界经济大家庭共抗危机的信心和能力。

第七章 复杂多变的新世纪第二个十年

在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努力的同全球家庭成员共同应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迈入了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哪一个角度来讲，21世纪的二十年代都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年代。国际形势多变，国内形势多变，政治形势多变，经济形势多变，乃至军事形势也多变，复杂多变的二十年代，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精彩缤纷世界舞台，让各种各样的角色像川剧变脸似在这个舞台上尽情的展示自己。

先说一桩不尽如人意的事吧，尽管在这件事上我个人似乎是有所收益的，但从宏观面上来看我仍然认为他是一件不尽如人意的事，这件事就是进入二十年代之后的中国楼市的价格疯涨与飙升。一线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就不说了，我仍然以成都房市在这十年中的变化来描述这个不尽如人意。

前边曾经叙述到成都房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各方面包括价格都是很正常的，就是进入2000年之后的上一个十年，虽然有了一些不太好的迹象但也不很异常，进入二十年代后，在各方面的推动下，五、六年便将成都房价成番的推涨，其中尤以2012年和2015年两次爆发性上涨表现突出，当然由于成都近些年城市地位提升很快，所以还不好说成都房价成都房市已是泡沫满身，但房价的这种涨法还是不太正常的，所以我说它是不尽如人意。

进入二十年代，成都房价便强劲上扬，造成这种情况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政府方面，在“经营城市”的思维与理念下，政府逐步包揽了城市房地产开发土地的拆迁或者青苗赔付，所有地块无论是旧城改造还是三环路内外的规划小区，都由政府从规划开始拆迁到三通一平，然后挂牌竞拍。这实际上催生了“土地财政”的逐步形成，所竞拍的房地产开发地块修些什么该怎样修配套如何都是规划好了的。土地拍卖的价格，在其他因素的呼应和推动下一路走高，这实际上最终决定了房价，因为竞拍成功的土地，最终都会产生一个楼面价，所谓楼面价是指每修建一个平方的商品房需要支付的土地竞拍的成本，所以某个意义上来讲。楼面价就决定了未来修建的商品房销售价格。

其次是开发商，这个时候的开发商已经不是上一个世纪那种小开发商了，小开发商早已自生自灭，现在都是或者是国企或者是上市公司的大开发商。土地竞拍中参与竞拍的各路房地产开发大V们，有意无意或明或暗在推高土地竞拍的楼面价，除了高楼面价提升了有利于今后所开发楼盘的品质当然最终是销售价格外，从宏观上来看这个时候的各类大开发商们，他们手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前些年持有的待开发土地，现在正在拍卖的地块的楼面价提高了，对他们当初以较低价格取得的地块所开发出来的房产的销售价格的提高，显然是一个可比的参照物和标准。站在开发商后面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从风险控制的角度上来讲，显然是支持土地竞拍中楼面价的提升的。

至于购房者，除了真正的首次购房的刚需以外，这个时候有不少的购房者已经把房产作为投资的工具和手段了，他们所持有的早年以不是太高价格购买的房产是希望价格能上涨的，这也是当初投资房产的目的。同样也是宏观上的效应，这些不是刚需的购房者，一方面虽然也希望能以较低的价格买到新的房子，但意识深处还是希望房价能涨上去，这样他们已经持有的房产便升值赚钱了。

这样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便出现了：政府能拿出来竞拍的土地好像并不十分充裕，僧多粥少。使得土地行情一路走高，可开发地块成了稀缺和紧俏之物，当然土地竞拍价格便一路推高了。开发商那边能够拿出来销售的商品房似乎也不充裕，吝售捂盘的情况经常发生，这个时候的开发商已经不像上世纪90年代那批小开发商一样急于卖房回龙资金，他们期盼着房价一个理想的销售价位。面对着数量不多的楼盘和商品房，购房者的队伍越来越庞大，除了伴随着城市化而进入城市的首次购房的刚需外，赚钱效应已使更多的人加入购房投资的队伍。这种怪现象的最终结果就是房价飙升了，2012年那一轮房价上涨使成都房价轻松的站在一平米万元以上，而2015年那一波上涨使得成都房价急速的向一平米二万靠拢，五、六年的时间房价便涨成这样，难道不是不尽如人意吗？

在这个房价上涨的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从来也没有缺位过，对房地产开发和销售的调控政策随时都在出台，奇怪的是房价在调控中却是越调越高越调越涨，人们戏称每一次调控政策的出台都是一剂房价上扬的助推剂。不能说调控政策是不严厉的，在2012年和2015年两轮房价飙升中，政府有关部门最终都出台了严厉的限购政策，也就是限制人们购买房屋的资格，但最终仍然无济于事，2015年那一轮房价的上涨，是最后出台了严格的限购限价限贷组合拳调控后才竭制住房价的疯涨。

我已经说过了因为成都的城市地位近年来的大幅提升，所以我们还不能说成都的房市房价泡沫化了，但从宏观的全局的角度看，国内的房地产业确实已经泡沫很大了，有两个指标可以说明这种泡沫的存在，一是商品房的空置率，一是房屋的租售比。房屋的空置率不用有关部门去统计，夜晚的时候起眼一看便知，事实上现在离中心城区稍远一点的地方，房屋的空置率是很大的。至于租售比，那已经很脱离房屋购买的投入与成本了，2019年上半年我国50个重点城市的租售比为1：592，远低于国际合理租售比1：200到1：300的区间水平。这两个指标足以说明宏观上我国房地产已经泡沫满身了。

在成都的这两轮房价上涨中，我似乎都踩中了节奏，应该算是运气比较好吧。进入2010年后，就一直感觉到房价上涨的节奏在加快，我也一直在为购置一点投资房在作资金上的准备。到了2011年房价的上涨在加速，为了抑制房价过度涨价，政府出台了限购政策，按照这个政策我的家庭当时没有了购房资格。在细读了这个限购政策后，发现可以通过离婚的方式让我们夫妻双方中的一个人成为无房户，这样按当年的政策就可以购买两套房。当年通过离婚的方式取得购房资格的情况很少，我们算是吃螃蟹吧。

进入实际操作环节后，才发现其实手续极为简便。先是到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婚姻登记处有格式化的离婚协议，要点是把子女抚养与财产分割写清楚，我把家庭持有的所有房产，都分割我夫人名下，然后办了正式的离婚手续，费用是9元钱的离婚证书工本费。拿着这个离婚证和离婚协议，到成都市产权监理处去登记转移财产，手续也是出奇的简便，填写了产权鉴定所提供的格式化申请书之后，按照离婚协议离书上的财产分割，把所有的家庭房产都登记转移在我夫人的名下，这个环节居然没有一分钱的税费，只是后来取新的房产证的时候交了每份80元的工本费，这时再去查我名下的房产，我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无房户。

离婚后我赶紧抓紧购房，首先是买了两套市中区人民公园附近的一个楼盘的两套房子，一套用我的名字购置，占了我可以购两套房的资格中的一套，另一套房用我母亲的名字购的，她当时按政策还有一套购房资格，当时的购买价格是每平方米7000元。后来房子在2014年交付之后才知道，这幢紧邻胜利西路小学的楼盘，对口正读的就是胜西小学，而胜西小学是青羊区的榜上有名小学，所以买的这套房，实际上成了胜西小学的学区房，房价近年来一直在上涨，目前的挂牌价在每平米4万左右。

余下的另一套购房资格，购买了我现在住家的青羊新城的一个楼盘的商品房，2012年购买的时候青羊新城刚开始开发，价格在每平米8000多一点。随后的这10年，青羊区致力打造这片青羊新城，新型小区的各项配套设施都已完成建设，青羊区政务中心也迁入这个青羊新城，已形成一个成熟小区，现在房屋的挂牌价在3万左右。

在记叙我在2015年那一波房价上涨中购房的情况时，要有点笔墨稍稍说一下那一年前后的股市，因为在那一次我的购房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股市。 A股市场在2007年达到历史高点6124点后，便一直单边下跌，长期在3000点左右的箱体中徘徊，到了2015年好像它的又一次春天来到了，这一年的6月A股市场爬高到了它的历史次高点，在6月12日达到5178点。

说到 A股，我们管理层的管理水平真不敢恭维，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为了维护 A股市场的正常运作，他们是阐精力竭尽心尽力的，经管管理的客观效果差得令人匪夷所思。进入21世纪的20年代，管理层似乎也看到了中国股市只有投机性没有投资性的弊端，很多监管措施都放在鼓励长期持股长线投资上。比如打新股，先是2012年前后规定申购新股必须要有市值和资金的条件，也就是说你能够申购新股的数量，除了在一个账户上有申购资金外，还得有相应的持股市值，到了2016年前后，干脆调整成为按市值配售，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鼓励长期持股长线投资。

我在这两次改变了打新股政策的新股申购中，收益是比较好的，因为我的股票持有理念是长期投资，所以长期稳定的市值数量是不少的，因而在以市值为申购新股的标准时，我这边是占有先机的。这样，从2012年开始到2015年我在股市上的收益也是相当不错，在2015年6月股市达到它的历史次高点前后，我从股市中也收益了相当数量的资金，这些资金在那一年前后也投入到房市中去了。

说到A股市场监管方面监管水平，还有一个所谓的“熔断机制”笑话。2015年12月4日，上交所、深交所、中金所正式发布指数熔断相关规定，熔断基准指数为沪深300指数，采用5%和7%两档阈值，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据说这是监管层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煞费心思的制定出来的。A股市场在1月4日和1月7日分别发生了两次熔断，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股市的下跌，1月7日，证监会决定暂停实施熔断机制，这个中国股市的熔断机制从诞生到结束仅仅只有7天，仅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到我们的监管层是自己对自己开了一个天大的开玩笑。

还是回到房市上来吧。2012年那一轮限购政策，让成都的房地产市场冷清了一段时间，基于很多原因，政府在适当的时候取消了限购恢复了原有的购房资格，这样房市又逐渐火了起来，房价就在这一波逐渐火起来的行情中，又飙升了一个台阶，在向每平方米2万靠拢。估计到这种局面如果太火了，是会有新的限购政策出台的，于是我在2015年那轮调控出现前的2014年，在恒大曹家巷广场买了四套精装房，当时的购买价格每平米没有到11000元。进入2015年，成都房价出现了急剧上升的情况，于是政府在2015年再次出台了更为严厉调控政策，这一次是限购限价限贷三管齐下，赶在这个严厉的三限政策实施之前，我在绿地悦蓉公馆又买了三套清水房，在保利拉斐云邸买了一套精装房。

即便有这种严厉的三限政策，成都房价还是惯性的上升了相当一段时间，到达了一个相当的位置才停止上涨，我在政策出台实施前赶着买的几套房都有相当涨幅。到现在，桓大曹家巷广场的精装房价格翻了一番，价格在每平方23000左右，绿地悦蓉公馆的清水房价格也由购买时的每平米7000多涨到了现在的一万四五，只有保利拉斐云邸的精装房因为离中心城区较远，涨幅只有50%。当然，由于现在限购政策虽有所松动但还没有完全放开，所以交易不旺应该是有价无市的状况。

房市在21世纪20年代出现的这种房价飙升的情况，虽然不是好事但也无可奈何，它是由方方面面错综复杂的因素造成的，有关方面看到这种状况也无可奈何，好在后来提出了“房住不炒”的方针政策，二十年代后几年的房价上涨才有所收敛和竭制，否则将一发不可收拾。但是十多年的歧形发展，己使房地产成为国民经济一个支柱产业，上下左右牵扯甚广，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也深陷其中，后边的路是怎样走真的还不好说。

经济的其它领域在二十年代也有较大的变化，比如说对外贸易吧，前十年兴旺的出口贸易使我们多年顺差外汇储备有惊人增长，时间长了老外有意见了，特别是2016年美国换了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作总统，几十年的生意经使他特别在意这个贸贸逆差，因此他除了同奥巴马一样采取了在各方面竭制中国的政策外，特别开打了贸易战，铢锱必争的商人本性使他上台不久便在关税上开打，不可开交的一直打到他下台。关税贸易战其实是一个两败俱伤的东西，从奥巴马第2任就开始的对中国体制等问题的歧见，加上特朗普这个商人总统的利益观，所以他即便“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也要打下去。

客观的讲，贸易战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加之进入20年代后，劳动力成本增长很快，我们的劳动力红利已优势不多，所以我们的外贸出口还是受到了很大影响的，外贸出口的减少促使我们要更加努力的开发内需，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还是要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大家庭中，大家共同富裕才是正道。但这不是一个巴掌就拍得响的事，在对我们的歧见上，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认识是高度的一致，方方面面对我们的不待见似乎还在发展，所以这还真是一道解不出来的题，一把打不开的锁。

我从2009年到四川天一学院，至2019从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二次退休，10年来一直在包括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在内的三所民办高校教学和担任院长，特别是2015年初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后，重点负责推进“香港项目”工作，因为工作的原因对香港的情况比较了解，香港从2014年的占中开始就一直不太安宁，这实际上牵一发而动全局，对方方面面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对如何更好的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方针，保持香港的持续繁荣，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从2015年开始，我先后5次出国旅游，去了美国一次，主要是东西两个海岸的旅游，去了欧洲4次，除了北欧之外，中欧、西南欧、东欧以及英国各一次，对欧美这些发达国家有了一些直观的感触。客观的讲，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我们确实是后起之秀，以最普及最普通的交通工具地铁为例，应该说我们的建设是很不错的，当然欧美的地铁建设历史悠久也是它的独到之处，但我们的建设更新颖更令人耳目一新也是有目共睹的。也要看到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在人文关怀上人性尊重上我们也有不少需努力的地方。

这个二十年代还有一个现象特别突出，就是在这个十年中似乎国人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或认知分歧在增大，比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中的人与事的分歧似乎要更多些更大些更深些，好像不少问题都容易引起国人的讨论、争执。比如别人美国选总统，是选特朗普还是拜登，这好像应该是别人美国人的事情，但国人似乎也很感兴趣，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依不同见解烔然分成了两大派，争论激烈的程度不亚于文革中造反派中的两派的争斗。其他的很多问题也是如此，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件事，在认知上就会产生两个极端形成对立的二派，讨论甚至争吵不休，这应该是这十年的一个显着特点吧，这个特点表明国人现在更愿意思考了。

二十年代行将结朿的时候，人类遭遇到新冠病毒的侵扰，突如其来的病毒在2019年末开始，以其特有的方式扩散，极大的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秩序，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节奏，迫使人们以本来不该有的生活方式生活。我在这个时候刚好从工作中真正退休，遭遇的这个新冠病毒也打乱了我原来对退休生活的设想和安排，按照各方面对老年人的期望和要求，就是最好多待在家中少外出游荡，这种长时间呆在家中的生活使我有了一个副产物，那就是这部回忆录的写成，从动笔至今，已完成30多万字的文字，我想我还会继续写下去，让自己的生活更厚实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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