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门后,只见来人抖落身上 的雪花,摘下狗皮帽子对郭玉芹说: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李老师啊。郭玉芹仔细一看,可不,这不是班主任李老师吗。看着郭玉芹疑惑的样子,李老师解释说:我本来是共产党,在学校时就想发展你入党的,可后来被委派别的任务就离开了学校。现在沈阳解放了,军管会和党组织委派我参加沈阳的城市接收和政权建设工作,政府工作特别多,非常需要你这样有文化的人,所以希望你能来参加革命工作。其实李老师是化名,真名叫王江,是老党员和老地下工作者了。他的爱人也是地下党,一直以摊煎饼做掩护。
母亲也被敲门声惊动,出门站在郭玉琴后面来看究竟。郭玉芹指着母亲对李老师说:能不能让我这小老妹也一起参加革命工作呢?她也是初中生,特别能干。李老师望了望母亲问:这同学多大了?郭玉芹很机灵,没等我母亲开口就急忙回答说:十七了。其实母亲那年才十五周岁,不过说她十七也没错,那是虚岁。李老师说:好啊,你俩一起去报名吧,我给你们写个条子,你们明天去XX处报名吧。
第二天,母亲与郭玉芹就去报名。那时家里人觉得共产党不会要一个孩子的,所以也没人当回事。到了报名的地方,接待的人看过条子后,问我母亲和郭玉芹多大了,俩人报过年龄后,接待的人说:你们还不到十八啊,还是回去读书吧,明年或后年再来吧。结果俩人白跑了一趟。
沈阳解放后的城市接管工作是由陈云牵头,由他担任沈阳军管会主任,陶铸为副主任。沈阳军管委员会隶属于东北行政委员会。当时随部队进城的接管干部仅仅四千人,远远满足不了沈阳这个百万人口城市及周边乡村地区的需要(据母亲回忆,当时沈阳即所辖县区共计280万人口),所以不得不大量招募进步学生和留用原国民党的文职人员。沈阳第一任市长朱其文到沈阳市政府赴任时,相当于光杆司令,整个市政府的职员都是国民党留用人员,但工作开展顺利,一切都井井有条,仅仅四天时间,沈阳就平稳过渡到新政权。
第二年暑假时,新成立的沈阳农委要成立一支土改宣传队,农委宣传部长于之就找到王江(李老师),说你在沈阳当过老师,你帮着介绍一些进步学生来吧。王江马上就想到了郭玉芹和我母亲,就再一次来找郭玉芹,说这次肯定会收你们,赶紧去报名吧。而且还对郭玉芹和母亲说,你们现在参加工作还属于革命战争时期,等新中国成立后再参加工作就属于建国后和平时期了,履历会不一样的。那时母亲根本不明白这前后有什么区别,直到后来退休时变成离休,母亲才明白差几个月参加工作竟有很大的不同。
我有时非常惊讶于母亲的记忆力,七十年前的人和事都记得清清楚楚。母亲说,那时家庭调价好、临毕业的高年级学生都不愿意参加工作,怕耽误学业,只有像母亲这样家里条件不好,一年级才念完的初中生愿意早早工作。母亲一个同班同学就不愿意早早工作,后来她考上了中国医大,成为了一名医生,和母亲也一直有联系。
确实,这次母亲和郭玉芹都很顺利地参加了工作。那时农委的一把手叫政委,不叫主任。第一任政委叫张静之,是延安大学毕业的老红军干部。母亲说,那时共产党不都是土包子泥腿子,有很多有文化有水平的干部。母亲还说了几个延安大学毕业人的名字,其中就有宣传队的队长,一个延安来的老八路。
刚到农委工作时,是吃机关食堂。做饭的是一个姓曹的老红军。母亲这些新参加工作的都是学校的学生,比较讲究卫生,看老红军的灶上总围着一堆苍蝇就感觉恶心,于是就给厨师老曹提意见。母亲说老曹人特好,总是笑呵呵的,大家给他提意见,他就给她们这些小年青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对他们说:现在多好啊,有干粮吃,有热饭吃。我们长征的时候别说热饭,冷饭都没得吃,我们是啃草根树皮熬过来的。他这么一说,母亲他们就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那时老红军威望很高,参加革命工作要能吃苦不能讲享受也是大家的普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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