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小时候，三奶经常进城来看父亲母亲、奶奶以及我们三个侄孙子。每次来都要竖着大拇指夸我们几个和母亲。有一次三奶进城的时候，她养的大黄狗也跟来了。我奶就说她，三儿，你怎么把狗还带来了。三奶边比划边说，不是我要带，是这狗非跟着，撵不回去啊。结果这大黄狗带来一身跳骚，把我咬的一身疙瘩。我本来就皮肤过敏，被跳骚一咬，很快大包就变成了水泡，害得我两个礼拜没上学。
每次三奶来，奶奶都拿些旧衣服和一点挂面什么的给三奶带回去。三奶每次来也是带点农村的菜和苞米什么的。我看得出来，奶奶和三奶很亲，三奶见我们更是亲热的不得了。
奶奶得了肺癌后，三奶来过几次我记不得了，但最后一次来，我还清楚地记得奶奶对三奶说的话。奶奶说：我这病也治不好了，你下次再来也许就看不到我了。奶奶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可三奶却掉了眼泪。我在旁边看着心里堵得慌。
从小干惯了活，老了奶奶也是个闲不住的人。春天做大酱，秋天汲酸菜。做大酱用不上我，汲酸菜时我则帮着运白菜，抬石头。夏天纳鞋底做鞋，弹棉花，洗床单，浆床单，我最爱干的活就是和奶奶一起抻洗过的床单，一边抻一边笑，就像玩游戏一样。入冬前，奶奶就和母亲一起给我们做棉裤棉袄和棉鞋，我们小时候的棉衣棉裤都是每年拆洗的。因为有奶奶，我们哥仨冬天没挨过冻，天一冷就能穿上崭新的棉袄和软软乎乎的棉鞋。邻居同学小涛家里没老人，父母都在机关上班，他的棉衣棉裤就总是破破烂烂，奶奶就总是一边说这孩子真可怜，一边帮他缝缝补补。尽管一年到头不闲着，可我从来没听奶奶抱怨过一句，也从没说过累，总是高高兴兴，知足常乐的样子。
奶奶后来把这些手艺都传给了母亲，如今的母亲就像当年的奶奶，一到春天就买豆子做大酱，一到秋天就张罗汲酸菜。以前都是母亲亲手做，别人做她不放心，现在干不动了，这活都成了我弟弟的。估计做大酱和汲酸菜的手艺不会失传了。而做鞋和做棉裤的手艺现在是用不上了，恐怕要失传。
奶奶性情随和，不固执己见，凡事都随大流。文革的时候，奶奶也和大院里的老太太一样，学跳忠字舞。大家学甩手疗法的时候，奶奶也跟着学。对我们三个孙子更是百依百顺。在我的记忆中，奶奶只有一次生了我的气。
文革停课闹革命期间，我们小孩子在家闲得无聊，院里掀起了一股斗鸡热。那时几乎家家都养几只鸡。一是为能捡几个鸡蛋，二是过年时能改善一下伙食。我们家也养了几只鸡，其实只有一个母鸡和一个芦花公鸡是自己养大的，其它几只公鸡都是我表哥送来的。有一阵时兴打鸡血，在给我得了白血病的表弟治病期间，四姑也曾试用这个偏方，表弟靠打鸡血勉强维持不到一年的生命。那些抽完多次血后，没什么利用价值的公鸡就送给我们养着，等过节时杀了吃肉的。而表哥看着那些鸡就恶心，根本吃不下，以至于到今天他都不吃鸡肉。
这样我们家就经常是四、五只公鸡，一个母鸡。公鸡就成我们的战斗鸡。奶奶不让我们斗鸡玩，说那样鸡就不长肉了。可我们不听，总是偷偷地每人抱一只鸡去与别人家的鸡比赛。有一次，我的大芦花鸡与院里的鸡王斗，厮杀了几乎半个多小时不分胜负，两只鸡都累的快趴下了的时候，我的大芦花鸡竟奇迹般的战胜了比它大一圈的鸡王。我们哥仨欢天喜地抱着大芦花凯旋而归，悄悄地把大芦花放进笼子里，又偷了一把大米喂它，以为可以瞒过奶奶。但芦花鸡冠子上的血迹暴露了我们的行径，奶奶发现后真是气的够呛。晚上奶奶告诉了父亲，父亲为此把我们训了一顿，上纲上线地说只有旧社会地主老财和二流子才斗鸡玩，新社会怎么能玩这些旧社会剥削阶级的东西。从此，我们就再没玩过斗鸡。以前奶奶在我们犯错的时候都是护着我们，从不向父亲告状，所以我知道奶奶这次确实生气了。
奶奶一辈子是知足常乐，一辈子总是为别人着想，对自己的生活却要求很低，有什么吃什么。在奶奶最后的日子里，奶奶唯一想吃的竟然是红高粱米。文革期间，因为辽宁的极左，为了高产，农村只种晋杂五号高粱米，学大寨都学歪歪了。这种晋杂五号高粱米米粒发白，吃起来味同嚼蜡，根本没有高粱米味，连牲口都不爱吃。所以那时候红高粱米很少有人种，很不好买。后来还是父亲从他海城的一个同时的老家搞到一点红高粱米，算是满足了奶奶最后的心愿。
奶奶慈祥阳光的面容已经烙进我的记忆里，也化作一种基因融在我的生命里，此生此世与我同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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