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十八篇 我的市场经济面面观
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开放进行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市场机制逐步建成，表现在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不再是计划的指令，而是由市场的需求在决定，产品或者说商品的价格也不是由计划确定了，是由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在决定，一个有序的市场经济机制正在形成。这里想要回过头看看上世纪90年代虽然没有公开宣称但却是事实上进行的“局部休克疗法”，这是在邓小平先生九二南巡讲话后由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全力推进行的，这位声称“准备好100口棺材”进行决战的前右派分子，在任职副总理和总理的十年中，大刀阔斧地对中国经济体制进行了秘而不宣的“局部休克疗法”。
主要的做法和建树有：放开物价，先是在担任副总理的1993就放开消费品的物价，虽然有一定程度的物价高扬，但兼任人民银行行长的他推出“保值储蓄”最终让消费品物价的放开平稳实现，当然接踵而来的就是部分生产资料价格的放开。让银行向商业化转型，商业银行要有自己的商业性，不再按照计划给一些长期亏损的僵尸企业供给资金，商业银行要有自己的经营与核算。精简臃肿的机构，首先从国务院做起，到1998年底，国务院瘦身一半，从3.3万人降到1.6万人。外贸自由化，通过艰苦的谈判特别是与美国的谈判，我们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外贸脱离了计划实现了对外贸易的自由化。当然也有对企业的改革，那就是让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个过程代价还是很惨痛的。
当然这些变革中也有磨难和阵痛，那就是一大批国营或者集体企业在从计划向市场过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工人”。这批多年来依赖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多种多样的原因使得他们在市场经济的游弋中难以适应，减产乃至停产使他们不得不大量减员，一种“买断工龄”的方法让大批员工失业成了“下岗工人”。
想就“下岗工人”题材多说几句，在前边的回忆录中我曾经多次说到了“下岗工人”，言辞之中更多的是抱憾和敬重，多处提到的刘欢先生那首《回头再来》，一方面强调下岗工人们的再就业或者创业不是像歌中唱的那么轻松简单的，另一方面也想以歌曲中的豪情壮志表达自身难以言状的一种心情。多处关于下岗工人的记叙中，没有更深的去分析当年方方面面的历史背景，更没有去讨论当年的得失成败，我当年是比较深度的处于下岗工人的社会环境状态中的，也用自己一己之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聊以自慰。到今天20多年将近30年过去了，当年最年轻的下岗工人也已接近退休，时间的推移也许能抚平当年当事者们心中的悲憾与创伤，但却不能不让我们去分析当年的种种，不去检讨当年的某些失误。
在我看来当年潮水般出现的“下岗工人”现象，如果我们涉事的方方面面能够做得稍好一点的话，情况和结果也许会比当年的实际状况好得多，至少会好一些。首先是事情将要发生或者说正在发生时，我们各方面的思维与情绪过分紧张了些，因而使得行为也就匆促了些。首当其冲的是政府机关特别是我们的企业主管部门，他们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方面思想准备很不充分使得行动上相当迟缓，另一方面尝到了转轨市场经济给他们带来至少是工作压力减轻的好处和甜头后又很急于求成，恨不得一天之内就把所有企业都推向市场，当然我们的行政机制也使他们很无可奈何，因为我们的很多工作要求和安排都是一纸红头文件自上而下来到的，这使他们能够很主动地把工作安排得更好一些使局面更好一些还是有一些难为之处。
再就是我们的企业当然主要是企业领导人，在市场经济汹涌潮流到来之际，面对市场经济的浩瀚海洋表现出不该有的惊慌失措，没有很好的去认识企业多年来在生产设备固定投资和生产研发技术投资等方面的优势，当然缺乏责任心担当感乃至其他一些不好的原因使他们做出了不是很妥当的决定。不少国有企业在改制的过程中都采取了把企业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转让的形式取得一笔资金，然后用这笔资金买断了职工们的工龄，失去了企业的职工无可奈何的成为了“下岗工人”。
当然我们工人自身思想准备和适应力也确实不够，讲了几十年“工人阶级是主人公”，但我们的工人师傅确实还缺乏一些主人公的气势和魄力，既然是企业的主人那就应该当仁不让，也许和企业同生死共命运还能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另外在适应市场经济方面，我们的下岗工人们也许几十年被计划经济宠坏了，其实市场经济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在高歌猛进如火如荼了，师傅们应该对市场经济有自我的认识和体会，适应市场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所有国人不得不面临的社会大问题，即便真成了下岗工人也应该象群体中的不少人一样，象刘欢先生所讴歌的一样《回头再来》，在创业和再就业上一展工人阶级的风采。
其实在炽热而激烈的90年代过去后，我们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界经济大家庭使我们的市场经济得到了很大很好的发展，我们很多国有企业以及企业的主管部门和领导，如果能够再坚持一下，也许会迎来企业更好的发展机遇。“如果冬天已经来临，难道春天还会更远吗? ”，雪莱的名句也许太诗意画了一点，但他也确实讲出了如果能坚持度过冬天，春天终究会来临的这个客观事实。
上世纪90年代我是在商海中游弋，见证到了很多企业很多工人困境中的无奈，说是无奈确实如此，当年我在商海游弋中对企业和员工们这种无奈是感受身同的，所以在各种商业活动中除了争取实现自己更多方面的财务自由之外，在力所能及的时间与地点也尽力给这种企业和他们的工人施以援手。除了自己的公司和帮助朋友管理的公司尽量招收下岗工人再就业，以及长期租赁一些企业加工生产外，当年在决定是否要去兼并那个成都市装潢印刷厂时，在调查分析阶段是心知肚明的知道兼并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但当知道兼并能为工厂两三百员工一次性解决社会保险问题，便义无反顾地全身心投入兼并工作中，尽力的规避了风险实现了多方面的多赢。
除了“事情将要发生或者说正在发生时，我们各方面的思维与情绪过分紧张了些”外，当年出现那么多大批量的下岗工人，从结果的事实角度说明我们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还是差了一些。一个很重要的准备不足的问题是，在这批要离开自己十分熟悉的干了多年的工作岗位的工人们在下岗前，对他们的职业素质和再就业技能的培训似乎缺位了，在帮助他们认识市场经济的特点尽快适应市场经济上更是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这使得我们下岗工人中有相当多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成了“喝点小酒酒打点小麻将”典型成都休闲人，当然这从某个角度来讲也并不是坏事，特别是对即将退休的工人来讲早点休息也好，既然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也不一定非要“柳暗花明又一村”。
与“下岗工人”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个国有企业改制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敏感而又有争议的问题，至今20多年过去了，那个“国有资产流失”的话题始终存在。“国有资产流失”话题太重太大，但当年在转制过程中公正和透明确实有所欠缺，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企业基层的员工是无法也不可能自己也不愿意去问津这些事情的，众多的基层员工处于被“买断工龄”位置，也许他们更关心的是工龄出卖之后自己能够得到多少，事实上在当年“下岗工人”潮水般涌来的时候，工人师傅们能够关心到的或者说也能争取到的也就只能是这些了。
不过尽管有诸多的不尽如人意，上世纪90年代还是比较顺利的建立起了市场经济的初步架构，计划逐步让位于市场，其中很主要的一个成就是价格的放开，价格不再是计划的囊中之物，而是市场新生的宠儿，它由价值规律和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反过来又对市场经济特别是供求关系起着积极和良好的调节作用。上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逐步让位于市场经济，很重要的标志是1998年把成立于1952年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而到了2003年又更名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计划”二字自此完全从中国政府的部门中剔除，这个时候“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中国的经济岗位上已经履职了半个世纪。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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