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十六篇 油盐柴米酱醋茶—我的衣食住行
上小学住在川大十四宿舍，到望江楼小学几乎要穿过整个四川大学，每天的步行上下学总有很多乐趣，上学的时候可以看到从宿舍和食堂湧出的大学生人流，背着书包夹着讲义流向各个教学大楼，放学的沿途上又可以看到很多大学生在进行做各种活动，有体育的比如足球篮球排球竞赛，也有艺术的比如唱歌跳舞排练节目，更有在编排黑板报墙报的，展示着大学生们的才华和风采。我想当年晃荡在四川大学校园中的步行生涯，对于我的早期文化启蒙是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的。
读初中时本来就近报考的是在川大十四宿舍旁边的成都二十九中，结果入学不到一年就搬家去了三官堂街。这样上学去路程就比较远啰，当然是步行也很有乐趣，去学校多数时候都是涉水渡过锦江，穿过望江公园和四川大学去学校，沿途的公园和学校景色还是不错的，望江公园历来游人就不多，四川大学虽然人很多但面积更大，所以沿途除景色之外路人也不多，我想后来我那种喜欢郊区田园风光与安静和这几年的步行上学应该有一些不解的因缘。
下午从学校放学回家就走的九眼桥顺江路了，除了时间上不急外，当年有不少时候是和班上的同学结伴在九眼桥游玩，这个时候九眼桥已经没有装粪的大船了，但桥头上钓鱼的人和观看钓鱼还是很多，仍然可以看到甩白杆钓鱼的激动人心的景象。从九眼桥到三官堂，中间有很长的一段路有两个路径，一是沿河顺着河岸走，另一条是走里边的有着不少商业网点的路，当年闲暇时还是时不时刻意去走里面这条要长一些的路，因为在这条路上可以看到不少包括饭店一类的商店，尽管当时因为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商店里经营很冷清，卖的东西也不多。
下午回家的路上，除了从学校到九眼桥有很多同学同路外，从九眼桥到三官堂就经常是我一个人独行了，因为居家在三官堂那一片的人，读初中有一个更近的就在锦江旁的成都十九中，它的另一个名字叫田家炳中学。田家炳先生是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当年曾经就读于成都十九中的前身，后来得知田家炳先生是自杀身亡的，还是很令人唏嘘。一人独行虽然孤单，但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我行我素，想怎样走就怎样走，想怎样看就怎样看，这种无人管束的无拘无束从某个意义上来讲还是很难得的，它有时很能让人体会到自由对一个人的绝对重要性。
到成都七中读高中时，我的家又搬回了成都工学院，住在红瓦寺原来的老四川商校校舍中，不过这个时候它已经成为了成都工学院的教工宿舍，这个位置离成都七中较近，距四川大学十四宿舍以及我的初中母校成都二十九中也很近，这样很自然的我也就成了成都七中的走读生。正是在走读生天天回家的路上，我与高中同班的同学陈大沛成为了后来交往了多年的好友，当年陈大沛家住在四川大学绿阳村，他回家需要穿过成都工学院，这样从成都七中下午放学出来后我们就有相当一段路同行。就是在这段不长的回家路途上，我和陈大沛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其实我们读高中的那三年，政治背景和政治氛围还是很复杂的，从反右开始的一系列运动已经把国人变得谨小慎为了，即便十六七岁的高中学生大家日常交流都很谨慎，至于当年为何我与陈大沛能够敞开心扉无话不谈，用今天大家在微信群中常用的一种说法就是“三观相同”，犹如今天在微信群中即便不见面也可以辨别出来某君能不能成为你可以交谈的朋友一样，我当年与陈大沛就是处于这种情况。从成都七中出来回家同路步行最多有10多20分钟，但就是这不到20分钟的真诚交流，可以使人成为终身的至交。
真正的步行应该是在下乡当了知识青年之后，因为下乡之后动步的距离都不会近，就是在生产队劳动，因为确实生产队都比较大，行走的距离当然也比较长。寂寞的知青生活中赶场是大家的一桩乐事，所以不管距离有多远，大家都是要步行前住的，我下乡的地方都有些奇特，就是他们都处于与邻县的地方。第一次下乡到安县宝林公社时，所在的生产队既是公社的边缘当然也是安县的边缘，它与德阳罗江毗邻，从生产队往返成都是坐火车在宝成线上的罗江车站上下车，要步行二十多里才是生产队。第二次下乡的蒲江县大塘公社，所在的生产队实际上是一个三县交界的地方，也就是蒲江邛崃宝兴三县的交界，生产队的这种位置使得我赶场的地方除了自己所在的公社场镇，还有其他县城的场镇。
在蒲江县大塘公社下乡时，除了去大塘镇赶场外，去的比较多的是邛崃县平乐镇。大塘镇和平乐镇是我们生产队那一片区域比较繁华的大场镇。大塘镇在成都至西昌的国道上，往来车辆和人员都很多，它的川菜很有名，味道正宗并且便宜，很多过往车辆都会选择在这里吃午饭，当年我与公社书记的那种友谊让我几乎每周都要去大唐镇一次，除了与郑书记聊天摆龙门阵外，到街上川菜馆吃一份小炒也是让人很期望的事。平乐镇是历史上有名的古镇，在县城的场镇中它算是比较大的，从我所在的生产队去平乐镇赶场要走20多里的丘陵小路，我基本上是每半个月就要去一次，主要是去领略一下大场镇那种人来人往的繁华。
从蒲江县招工回城工作后，交通工具发生了变化，由步行变成了骑自行车，除了上世记70年代起自行车已经逐步进入寻常家庭外，我工作的地方和环境也让我必须以自行车代步。我最初是分配在石羊场供销社，去上班肯定是要骑自行车才行，所以家中的那辆自行车很自然的就专属我用了。后来到了金牛区商业局，我便有了享受“公车”的待遇，此“公车”非现在的彼“公车”，现在的公车都讲的是单位上的公用汽车，而那个年代所说的公车就是由单位为你配备一辆自行车由你专用，在那个年代自行车还是属于贵重交通工具，公车不是多数的人都能享受的，一般说来应该是机关单位的人才有这种待遇。
这种公车其实很有风味，说起来是单位上为你配备的，但它其实是一辆没有牌子的拼凑车。什么意思呢？按照当年的财经政策规定，像自行车这样比较贵重的交通工具，当时还是列入固定资产范畴的，一个单位如果要购买，需要按照规定向上级打报告得到批准才能购买，而在一般情况下得到这种批准几乎是没有多大可能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财经政策规定中自行车整车不能随意购买，但用于维修的零部件在购买上是不受限制的，所以单位上可以把一辆自行车所有的零部件一件一件的购买，然后自己把它组装成为一辆自行车，所以这是一个没有牌子的拼凑车。
说起来真的很可笑，当年我管着金牛区所有的永久凤凰高档自行车，但自己却骑着一辆拼凑车四处奔波，在今天一定会被当作廉洁的典型，而当年的实际情况是要骑这种高档自行车得自己花钱买，而配备给我的拼湊车是单位花钱的。虽然是一个拼湊车但质量确实特别的好，因为买的各种零部件都是质量上乘的，这辆车子我骑了大约有五年，跑遍了当年环绕东城区西城区的金牛区的二十个人民公社所在的场镇，直到1978年我考入成都工学院读大学才按照有关规定把车子退回了金牛区商业局。
大学四年天天都要往返于学校和三官堂的家中，骑着自行车距离就不算太远了，但因为当年经济比较紧张，代着两个双胞胎儿子早上起来要张罗的事情不少，得把他们洗漱完毕吃了早饭之后让白天带他们的退休老人带走，这使我得匆匆忙忙的算着时间赶到学校上课，所以距离虽不远但骑着自行车象奔命一般。大学四年基本上就是这样骑着自行车，从家中到学校再由学校返回家中来去匆匆的。尽管那个时候每天都要经过九眼桥头，九眼桥头的钓鱼人一如既往络绎不绝，但我却不可能像儿时那样驻足观览了。
就这样骑着骑着自行车，大学四年也就一天天的过来了，两个双胞胎儿子也由婴儿一天天长大了。在自行车的伴陪下我完成了学业，毕业后仍然骑着那辆自行车，带着两个双胞胎儿子到了四川财经学院，开始了我在高等学府任教的几十年工作生涯，那辆自行车也成为了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好几年中，我从处于郊区的四川财经学院往返于城区的主要代步工具，包括当年到城区给省商业厅省供销社系统的青年干部上课。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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