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十七篇 赤橙黄绿青蓝紫——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
喜欢身体力行的做具体事情有两个层面上的意思，一个是我个人自己就喜欢去做那些很具体的事情，也就是个人自己动手去做。另一个是我会组织和带着一批人大家一起去完成一件具体的事情，我肯定要参与其中而不是只动口不动手。喜欢做具体的事情带有执着的味道，自从为了省掉过锦江那一分钱的船费开始探索如何从光华街走路到九眼桥，儿时的我在这条道上不知往返了多少趟，乐此不疲的少年对这一桩具体的事情始终有一种追求般的兴趣，直到最后把这条道走得畅通无阻。这种儿时就开始的自己动手动脚完成一项具体事情的习惯与兴趣，后来贯穿了我这一辈的几十年，有很多事情就是兴趣造成的习惯让我主动去做的，记得当年谢晋超先生让我们数学课外小组办一份《数学小报》，他是从来没有点过张昭与我的名让我们承担的，一半原因是因为他给我们班上的课多一点与我们联系多一点，另一半原因至少从我这个角度上来讲多多少少有一些主动性吧，可能张昭同学当年也和我一样有此之心。
喜欢自己动手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可能有一个不太好的原因就是个人太相信自己，潜意识深处好像总是觉得只有自己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直接了当的说就是不太相信他人。记得当年在成都七中起草那份第一张把矛头指向当权派的大字报时，我与好友刘仁清就成都七中当时的事态充分的交换了意见，说到了要有一种方式表达一下我们这种观点，但如何表达却是我自己在思索和考虑了，我主动要去起草和完成这份大字报，除了我身边有像吳伯贤周光熔那样的坚强后盾可以助力外，潜意识深处可能是我认为我自己来起草这份大字报，才能把我和刘仁清所交换的意见表达得更清晰准确些。其实从文章丰釆的角度刘仁清的文笔远在我之上很多，但我潜意识深处肯定自己觉得从思维的逻辑性来讲，也许我这个喜好理科特别是数学的人来写会更好些。
包括那一次6月24日在成都七中驱赶文化大革命工作组，仅管开始不久后刘仁清就到了现场，但他一直在教室门外听我与肖菊仁的对话，长达五六个小时的时间没有进入会场。尽管这五六个小时中我多次出去一趟一趟地与他交换意见，也提到过请他一起到教室中来与肖菊仁对话，但在他很坚定很执意的拒绝下我也没有强求，除掉当时也许他有一些更全面的想法外，我自己对参与一些具体事情的兴趣与欲望也是我没有坚决的请他进教室的因素之一。我想出现这种局面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我的潜意识深处就完成一桩具体事情有着自我的一种难以摆脱的求索，我希望自己也相信自己能够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努力完成好这件事，而这种努力恰恰是我的兴趣所在。
后来有很多事情其实也是我的主动所致，比如在“二月镇反”开始七毛回到成都七中后，并不是刘仁清刘正富希望和要求我去应付7237部队的官兵的，当时是出现了一些比较严峻的问题，以刘仁清刘正富的人品和人格，他们是不会开口让我出面去应付他们不方便应付的那些问题的，当时的情况恰恰是我自己主动站出来的，7237部队的那位李参谋已经到了学校，已经很严肃地说明要弄清楚七毛在成都军区静坐绝食情况，我当时确实是自己认为也许我挺身而出事情会方便些，于是告知了他们一下便出去见那位李参谋了。到人民南路百货大楼去建广播站情况也与这很类似，是我自己提出并与刘仁清商量后就带着一拨人去了。
所有这些都表现出青年时代的我有一种去参与和完成具体事情的兴趣与欲望，我其实并没有对做这些事情于大局有些什么重要性作过深思熟虑，更多的其实是源于我对做一个具体事情的兴趣与追求，我总是觉得一个具体的事情很有趣，过程中需要去努力，这本身就蕴涵在我看来是无穷无尽的乐趣，而通过努力实现的事情的结果会使人更感到满意和欣慰。对一些有挑战性的的事情，似乎更能激发出我积极努力参与和完成的兴趣与激情，当年在大唐公社当知青时，那位愣小子也就是我成都七中同学的兄弟稀里糊涂把农民家的狗打了烹食时，我挺身站出来把打狗责任拉扯到自己身上，除了客观上当时己无可奈何我只能这样做之外，主观上对这个事情的后续发展还是有一种来自本能的参与欲望。
从1972年到1976年那几年中我在金牛区商业局做了很多事情是很奇葩的，综合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我个人的小环境做这些事情都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而我居然就去做了，当然过程和结果都有点玩世不恭的味道。有一种事情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1976年我把兄妹的事情完成了，但就是在做那桩不得不做必须要完成的事情中，在充满着戏剧性的过程中，也把自我那种对参与和完成一个具体事情的兴趣和欲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许就是那桩事情的复杂性，九曲一湾的变化，难以想象的意外和接踵而来的坡坎，激起了我去挑战一件看起来难以完成的事情的激情，让我不顾一切的用自己可能用的方法，投身于完成这个事情之中去，最终让与这个事有关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美好结果，当然我自己也完成了让兄妹回城留城的重任。
除了这一件家庭十分重要的事情外，当年在金牛区商业局所做的其他很多事情真的是因为参与和完成做具体事情的兴趣所至，因为这些事情完全没有必要由我出面去做，更没有什么人要求我去做。我当年在工作单位上已经完全取得了工作时间和工作安排上的自由，这些事情在各方面看来绝对不是我该做的事，但我却去做了并表现出一定的主动与积极，主要的原因确实就是对做这些具体事情的兴趣所致了。比如去管那些高档自行车缝纫机的安排与分配，去给把会议开得很沉闷的当权派与造反派卖烟，去区财贸部甚至区委汇报一些我完全可以不管并且也不该由我去汇报的工作，这些事情我都很坦然很积极很主动的去做了，当然也享受了做这些事情的乐趣与自我满足。有些事情我也未必不知道它有毛病，比如局长们都不方便去财贸部汇报并得到解决的工作，由我去汇报并得到解决了，心胸坦荡开阔的领导也许会认为是利用了小许的工作，但如果心胸狭窄一些的领导，她其实还是很介意这种工作程序的。
其实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从某个意义上来讲还是比较简单容易的，因为做什么怎样做的行为方式都是由你自己在指挥在操作，随心所欲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无论过程还是结果效果都应该是很好的。如果一个具体事情需要一批人去做，就有个协调的问题了，协调首先是思想的协调，你得把参与这个具体事情的人的思想统一起来，让大家明白这件事情是在做什么该怎样做，思想先统一起来行为的协调就好办了。上世纪80年代我组织了不少全国财经院校高校老师的工作会议，除了我已经说到的那个茶店子旅馆的经理和员工都是我的会务工作人员外，其实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教研室的其他老师大家来承担，这对我来讲就有一个协调组织的问题了，因为老师们一般说来对这种会议的服务工作都不是很熟悉的，当然也就不是很在行了，需要加强组织安排工作。
按当年举办会议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为参加会议的老师们买到返程的飞机票或者火车票，这个在现在看来完全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当年确是能否把会议举办成功的重中之重，当然与这项工作相关的就是到机场或火车站接送参加会议的老师们。另外就是要去组织参加会议的老师们在会议期间外出旅游，这就牵涉到旅游大巴车的租用以及陪伴旅游，当年这方面还不像现在那么商业化，是需要组织专门的人员的。最比较重要的是会议结束的时候一定要请到西南财经大学的校领导给会议代表们见见面，因为领导的工作很忙务必要提前约好。这些工作都是由我们教研室的老师们分头承担的，我在会议那几天中完全是要蹲在茶店子旅馆，与参加会议的其他学校老师们做好很多沟通交流，所以我得在会议召开前给教研室各位老师明确好工作任务，让大家明白自己的会议期间该做什么事，好在老师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强调工作的重要性统一思想方面到还不需要我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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